刘源|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二 ) 北京|刘源|北

重症监护室里，有的病人已病情危重难以治愈。患者家属处于两难的境地，还要承受着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继续治疗下去，看不到希望；可若是直接选择放弃，既不人道、亲情上又难以割舍。
“现在，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刘源说。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如果家属不排斥，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这样一来，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坐外面的位置，方便跑”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我们是尊重的。 ”
六年来，每次见到病人家属，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而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 ”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城市里学历高、收入高的精英，也有来自偏远山村的农民， “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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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办公室里心理学、沟通相关的书籍。受访者供图
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来，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 “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 ”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交流过程中，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 “衣着要整洁得体，不论是语言还是非语言方面的表达，都要注意营造亲近感。 ”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那还是2014年，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
去见家属之前，刘源内心很不安。他不知道小男孩的家属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也不知道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怕出现意外情况，家属坐哪里，自己坐哪里，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怎么逃跑，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这样万一起冲突，方便跑。 ”刘源说。
经历打击、濒临崩溃的人往往很难相信科学的判断，更有家属会对刘源恶言相向。每天都和眼泪、抱怨、失望、咒骂等等负面情绪打交道，这难免会让人感到压抑。
“负面情绪全灌到我们耳朵里了，但我们的正面情绪输送不到他们的脑子里。 ”这些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
工作淘汰率也很高，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不能敏感，要想得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
实在不行，他就邀同事喝顿酒，饭桌上互相吐吐槽，发泄一下。但最能支撑他的，是他对这份工作的信念， “去挽救那些需要器官的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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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在和家属沟通。受访者供图
“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败案例”
“成功的案例都很相似，让我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败案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原因，可能是家属的，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