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三 ) 北京|刘源|北

相比起成功，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
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把他请进屋。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也没能劝服对方。
有的器官捐献因为捐献者病情的好转而中止。
为了全力挽救器官，捐献者被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医生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治疗， “每年都有一到两个病人因此有了好转的迹象，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 ”这样的“失败案例”让刘源很有成就感， “虽然没有捐成，但是救了一个人。 ”
但有时候，捐献者病情的突然恶化也让刘源措手不及。
他遇到过一位来北京打工、因意外而重度脑损伤的小伙子，病人家属是宁夏的农民。刘源和他们艰难沟通两个星期， “说话都听不懂，方言很重。 ”终于，父母全部同意，刘源刚刚松了一口气，重症监护室就来了电话， “病人不行了。 ”
这是一份要和时间赛跑的职业。有时候，明知介入的时机不合适、不合理，他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创造机会， “如果等家属平静下来再去提的话，病人可能失去了捐献的价值，器官功能衰竭了或者去世了。 ”
曾经，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突然遭遇车祸而脑死亡，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猝不及防地被悲痛淹没。刘源先是安抚，最后问出了口。
意料之中的，家属情绪很激动、也很不理解， “我们都这样了你还跟我们提这个干嘛啊？我们还想治疗呢，你提这个是不是不想给我们好好治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器官捐献不能影响病人的治疗，病人的去世和器官捐献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面对家属的误解，刘源会耐心地解释。
他也不断地反省自己，在这些失败的案例中摸索着经验， “我再努力一点，再注意一下细节，再表达清楚、明确、清晰、肯定一些，再多去见两次面，可能就会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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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受访者供图
生命的价值
刘源有一个书包，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 “随时来电话，随时有潜在案例，随时提起包就走。 ”
这份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刘源每天总是电话不断。曾经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他也已告别球拍多年，他笑笑说， “我们这一行很难发展什么爱好。 ”
他最轻松的时刻，就是夜里十二点，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奔波辗转的人，最享受静谧夜里、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当你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你就会对你的家庭格外珍惜。 ”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刘源不住地流眼泪， “我也有俩儿子。有了孩子后就觉得，孩子真的不能出事，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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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受访者供图
如今，刘源已是不惑之年，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 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去年，他的表哥去世。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这份工作做久了，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跟家人较劲、任性的小毛病，全都没了。他越来越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家庭的。
“把家庭照顾好了，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遗憾。 ”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他更在意的是，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