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字《李秀成自述》仅刊行三万字，曾国藩删了啥？考证结果已出天京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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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城破，李秀成力保幼天王突出重围，终君臣失散，自己筋疲力尽，失路被擒。

曾国藩将李秀成困锁在一个狭小的铁笼中，仅仅经过七天短暂的审讯，就将之凌迟处死。

处死了李秀成，曾国藩将一份声称为李秀成写的《自述》整理誊抄、上交给了军机处，自己保留了李秀成亲笔所书的底稿。

曾国藩整理誊抄、上交给军机处的誊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行世。

从此，这份《自述》为后来的历史工作者留下了一份至为宝贵的太平天国研究资料。

但围绕这份《自述》，历史学界曾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各路专家争论不息，至今尚无定论。

首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自述》到底是李秀成本人所作还是曾国藩或曾国藩托别人编写的伪作。

怀疑《自述》作伪者认为，李秀成被捕后，先是受到了严刑拷打，浑身带伤，时值盛夏酷暑，要在匍匐在方寸囚笼中写下了这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份《自述》，包括原稿、誊抄稿，根本就是曾国藩与其手下幕僚一手炮制出来的。

1956年，年子敏先生发表了《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直言不讳莫：《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人伪造的赝品，因为李秀成是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在天京被攻陷以前，日夜督战，疲惫已极。天京即将陷落时，又率队保护幼天王突围，其饥疲困倦是可想而知的。被捕后，又被曾国荃“遍刺以锥，流血如注”，然后关押在囚牢之中。时值盛夏，囚牢里蒸溽难当。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程度不高的李秀成还每天用毛笔写七千字，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经过专家们轮番辩论，基本已达成共识：这份《自述》的确是李秀成在牢笼中所作。

理由如下：

1、从内容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这14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难想象会是曾国藩平白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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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行文过程中，诸多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也非曾国藩所能知道的。

3、从词句来看，李秀成是农民、雇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虽然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得到一些锻炼，但他的自传，仍然文笔不甚通顺，而且错误字连篇，正体现了他的本色，不大可能是曾国藩等人伪造出来的。

4、里面用了很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也决非曾国藩等人所能伪造出来的。

5、从情理上讲，曾国藩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必然有很多顾虑，他无此胆量伪造供词，以犯欺君之罪。而且清朝督抚和统兵大员，不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而是督、抚、提、镇、蕃、皋互相监督，如果他敢于丢掉李秀成原供而另行伪造假供，定然要被泄露，而致重谴。

其次，李秀成以非常之人奋非常之志在囚笼中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写下了自称五万多字的《自述》，但九如堂刻本刊行的《李秀成自述》只有二万多字，这就说明曾国藩在李秀成的亲笔原稿基础上删减了近两万字，那么，这两万字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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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史学界又是一番争论，猜测不断，臆想联翩。

很多史学家认为，曾国藩要大刀阔斧地删改李秀成自述，必有不可告人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猜测就是，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登基做皇帝。

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陈寅恪也怀疑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除此之外，也涉及李秀成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等诸多问题。

可是，那份被曾国藩私下保留了下来原稿已深藏曾家密室，由曾国藩的后人保管，秘不示人。

有什么办法能取到原稿一观呢？

1944年，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最先沉不住气，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强烈要求曾国藩后人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与刊行本对照。

曾氏后人左右推托，不肯出示。

吕集义抱定必得之志而来，态度坚决，赖在曾家不走。

双方僵持了数天，最终，曾氏兄弟姐妹几个败下阵来。他们反复商议，同意把李秀成原稿这个祖传秘宝搬了出来，但是有个条件，只许在曾家藏书楼里看，不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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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集义惊喜若狂，连续两天对照着刊行本进行紧张的补抄、改正。

在工作时，“曾氏兄弟轮流守在桌旁，跬步不离；每当休息、吃饭，则必将原稿携入内室，扃之匣笥，护惜有逾珍宝”。抄补完毕后，吕集义还拍摄了稿本的照片14页带了回来。

两下一对照：九如堂刻本原有27000多字，原稿是33000多字。

吕集义把补抄上的5000多字，合计33000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

但是，不对，还存在问题！

李秀成明明说写下了五万多字，这三万三千多字还是不合啊。

于是，曾家人给吕集义出示的《自述》是否真原稿呢？这件事就很值得怀疑了。

钱远镕、罗尔纲等人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这14张照片，从笔迹和内容两方面作鉴定，最终鉴别结果是：曾家所藏的“原稿”是真品，曾国藩除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涂改删节，还直接从某个地方抽毁了一万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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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干脆把吕集义曾经看过的那份“自述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拿出来影印，公诸于世，说是让史学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原稿”的全貌。

影印的“原稿”共74页，约36000字，比《校补本》更全面，但还是比李秀成说的五万字少。

罗尔纲认真研究了影印的“原稿”，进一步确认说：“我鉴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忠王自传》原稿确是忠王亲笔。”

但有人研究了影印的“原稿”，反而怀疑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亲笔真迹。

因为，在《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中，吕集义还特别写了一篇《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的说明》，特别指出：“在忠王写自述的几天中，忠王一面写，曾国藩一面取阅，又一面与他的幕僚从事删改；当忠王自述写完时，曾国藩也就删改完毕。”

史学家荣孟源通过分析，认为李秀成既然是每天随写随交，真迹应是散叶或分装为九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而且，每一天写的内容的末尾不可能总是写到最后一行最后一字，可稿本里却是前后连成一气的，根本没有间隔，字迹与墨色相同。实在就难以使人相信它是李秀成的真迹。

还有，《稿本》现有七十四叶，后面还有被曾国藩撕毁的部分。罗尔纲先生估计，末尾被曾国藩撕毁了四五千字，则全稿应在八十叶以上。

但荣孟源认为，李秀成是初七日傍晚被害，死前还作了十句绝命词，在初七日下午他不会半天全去写供；而且最后一天所写的为总结性的文字，不如写叙事性的文字方便；那么速度不会太快，现存稿已有二千多字，曾国藩撕毁部分可能不多。全稿不会有八十叶，离李秀成说的五万多字还差很多。

再有，《稿本》用字、用词与行款等等，确实保存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李秀成所用的广西方音、方言。李秀成写稿时不能完全合乎太平天国的制度，用字、用词也不能完全统一，都是情理中应有的现象。《稿本》还是有许多错误让人觉得太离奇。

荣孟源因此认为，《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

另一史学大师钱远镕却对荣孟源的说法大不以为然。

钱远镕认为，李秀成不是“每天随写随交”，曾国藩也不是“每天随看随改”，而是李秀成分“前部”（首页—第五十页）和“后部”（第五十一页—末页）两大部分分两次交上去的，所以“前部”第一页的语句都是相通的，不存在先生所说的稿本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的问题。“前部最后一页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列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这几十个字比《稿本》一般的字都大得多，而且墨色比较淡，又很潦草。证明是在同一时间用同一支‘坏笔’写的。后部的首页是这样的一段文字：“前部已呈，而今由此凑上合章，恐有言语，在昨日所呈之部，语句两不合章，烦各师爷劳心，将前部鉴对，凑合成全……”，这些字都很正规，墨色也比较浓，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在另一时间用一支‘好笔’写的。

不过，也可能是李秀成每天或二三天交阅一次，每次交阅多少由李秀成自己决定，在交阅时留下一部分或最后一二页，以方便自己再写时参考或便于文字上的衔接，所以看不出每天书写的起止段落，看起来好像是一气呵成的。

关于避讳问题，李秀成犯讳并不奇怪，因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书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

钱远镕还进一步认为，“原稿”不但不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而且还是一个完整的真迹，曾国藩只在“原稿”上涂改，连抽毁都没有，曾家所藏稿本是李秀成亲笔的“全本”。

至于李秀成的“自述”原来有五万多字，但今天所见“原稿”却只有三万六千字，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

实际上，《自述》到底有多少字，《稿本》、《刻本》和各人的记载各不相同，曾国藩一人就说了四个数字。

第一，曾国藩日记（影印本）载：七月初六日：“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一一校对，本日仅校二万余字。”初七日：“早饭后，校对李秀成供词，约八九千字。”午后，“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封送军机处备查。”（案此计算应是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字。）

第二，七月初七日曾国藩给曾纪泽写信（《曾国藩全集?家训》卷下）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殊费目力。顷始具奏洪李二酋处治之法。李酋已于初六日正法，供词亦钞送军机处矣。”

第三，曾国藩复钱应溥函《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四）说：“自到金陵，遍历各营，兼一巡视城内。近又定李秀成供，遂少暇晷。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余字，删其重复谀言，尚近三万字，甫于七日出奏。其二十三日一疏，至今未接批旨。”

第四，曾国藩复彭玉麟函（《曾国藩未刊信稿》）说：“伪忠王在囚笼中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业经抄送军机处，拟即刊刻咨送各处，即于七月初六日正法。”

曾国藩的弟子、幕僚赵烈文不但看过李秀成的亲供，还帮助曾国藩改定送军机处的本子和分段付梓的本子，他在日记里则记道：“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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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二万八千字的说法，有五万多的说法，有三万多的说法，还有六万多的说法，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原来，在“原稿”的第五十页末，李秀成写有“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列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实际上，今天所见“原稿”前五十页只有二万四千六百多字，少约一万四千字。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诚如前面所说，盛夏酷暑，李秀成匍匐在囚笼中写书，已殊为不易，对于自己所写的字数，其实只是大概的估算，结果，将本来只有二万多字的前部夸大为三万七八千字。

曾国藩和赵烈文等人呢，应该也没去数，而是轻信了李秀成的说法，用38000除以50（页），得出每页760的平均数，（曾国藩本人在刻本后也有批语说：“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再以全部的74页乘以760，得出全部为5万多字的过高估计。

而曾国藩后来在校阅、抄写的过程中，发现数字不对，所以他在给钱应溥等人的信中，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出现了曾国藩一人有四种不同字数的说法。

如果如罗尔纲等人所说，《自述》除末尾被曾国藩撕毁数千字外，中间也被曾国藩撕毁了一万数千字，那么，所保存的文字，上现末行与下页首行必然不能衔接；既然撕毁者有一万数千字，那就不会全是撕毁相连的一部分，应是有几处被撕毁，那么上下页文字不能衔接者就要有多处。而细查《稿本》，页页文句相联，中间并无撕毁的痕迹。这就说明曾国藩撕毁了一万数千字之说不存在。

那么，曾国藩有没有删改李秀成的真迹呢？

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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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稿本》，第六天所写现有七千三百字，似无删节。第二天与第七天，各有五千余字，删节似乎不多或者无删节。第一天为全文开始，追忆太平天国起义根源，第八天为全部正文结束，只叙天京失陷与李秀成被擒事，可能只此三千余字，没有什么删节。第九天所写的后半部分删去了几百或几千字，其余三、四、五几天所写的似被曾国藩删节涂改最多。

第三十八页后三、四两行有：“中堂在祈门，被天朝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可，别人祁门不能屯也。”曾国藩未删，但《刻本》中却删去。

第三、四、五几天所写，正是李秀成身为主将与清军作战之事。赵烈文日记也说，李秀成叙太平天国“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可是稿本中凡叙述太平军与湘军的主要战役均略而不详。以《刻本》又删去《稿本》中曾国藩在祁门的记载为例，可以相信，曾国藩删去了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重要部分。曾国藩是担心清政府看到这些文字会责难他从前奏报不实，所以进行了删减，也是这一原因，使他以李秀成“不宜使入都”为由，杀以灭口。

其余太平天国的情况，李秀成乞求投降，都和曾国藩的利害无关，不用删，也不用改，更不用伪造。

一句话，曾国藩所删减的东西并不多，现在看到的《原稿》基本就是李秀成留下原汁原味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