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成为复旦教授，53岁因公殉职，刚刚他被追授为"时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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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辞去副厅级职务，
立志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
他曾走遍青藏高原，
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
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他曾经驻扎西藏十余年，
帮助西藏大学昔日一片空白的植物学专业
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
他，就是——
钟扬2017年9月25日，
他在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
突然离世。
3月29日，
中宣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
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
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
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
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
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
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
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2000年起，
他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
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
植物学野外考察多，
一有意外和危险，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
痛风发作时，
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
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学生采样。
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
用心培养每一位学生。
钟扬在西藏地区考察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
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
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
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
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
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
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
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他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
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
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
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
他始终认为，
干事比名分重要。
他从不考虑眼前利益，
头脑里想的就是我能为单位、国家做点什么。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青藏高原，
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
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
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
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
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
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
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
植物学家很少涉足，
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
2001年，
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
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
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
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
他决定行动起来。
他坚信，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这些年，
他的足迹遍布西藏
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
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
在荒原里迷路，
没有食物，几近绝望。
没有水，就不洗脸。
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
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
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
因为严重缺氧，
煤油灯点不亮，
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
冬季，
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
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不管山多高、水多凉，
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
只要对研究有帮助，
他就一往无前。
钟扬在西藏考察，赴阿里途中。
十多年来，
他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
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
占西藏物种的1/5。
在雅鲁藏布江边，
他和学生历时3年，
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
不懈追踪十余载，
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
“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
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
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追梦——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
在西藏的前10年，
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
他刚到西藏大学那年，
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
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
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
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
更关键的是，
老师们并不相信他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
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
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
他就挨个做工作。
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
还提供申报补助。
只要申报，
无论是否成功，
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
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钟扬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
2004年，
他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此前一年，
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
一度想放弃。
那段时间，
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
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
最终，
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
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2010年，
他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
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
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
“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
那时，
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2013年，
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
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
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
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
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
“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而今，
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
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钟扬在病床上
2015年，
51岁生日那天，
他突发脑溢血，
死里逃生。
经过这场大病，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
可病后的他，
脚步不仅没有放慢
反而还加快了。
出院时，
医生再三叮嘱：
一不能再喝酒，
二要按时吃药，
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他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
和学生深入讨论。
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
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
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
学生们说，
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
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
在商场，
顾客是上帝，
在老师心里，
就要把学生当上帝。
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在他的实验室里，
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
钟扬为小学生科普
在他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
西藏的事、学生的事，
总是优先的。
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
明星专家、“科学队长”，
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
他还乐于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
他的课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
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
他对生物学的态度，
在科学以外，
透着对人类命运、
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
他说，
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
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
在他眼里，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
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
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从内蒙古出差回来，
他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
“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
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没想到，
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
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
“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
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2017年9月9日，
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
关于孩子的培养，
他和妻子有个约定：
孩子12岁以前，
你多管一点；
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
后来，
这个时间又延到了15岁。
只是这一次，
“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
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
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
学生缅怀钟扬
一年前，
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
他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
多拍点全家福，
可到了出发前，
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
别把自己累坏了。”
孩子们默默写下。
妻子说：
他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
孩子12岁时，
他让小儿子进上海的西藏班读书，
学习藏语，
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事业。
小儿子会说第一句藏语时，
他特别开心。
2018年1月，
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
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
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
捐出的钟扬交通事故赔偿金，
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
热爱公益事业、
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3月12日，
很多人来到复旦大学，
在生命科学学院楼旁为他种下一棵棵树。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
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
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
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
综合光明日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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