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正在气态化，记者要做的是对事的还原、对人的抵达编者按：

《新闻正在气态化，记者要做的是对事的还原、对人的抵达》，傻大方资讯编辑整理。我们不生产头条，我们只是社会头条新闻的搬运工！健康摘要： 2018-04-03 普华永道财经记者圈财经记者圈不一样的财经视角点击标题查看更多财经资讯：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大转折：钱开始值钱了，不要不把钱当回事！银行史上最惨失业潮！这四大银行要裁2万员工，背后原因令人胆寒... 未来5年，是下注中国最好的机会，但不包...

正文开始：

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机器人新闻生产不断崛起，很多新闻人开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个新事物？是害怕还是欣然接受？本文的作者

杜骏飞认为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新闻不是物，而是人，因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新闻的终

极报道者，也不会是机器，而是利用机器的人。正如

柴静曾经说过的，采访不仅是对事的还原，也是对人的抵达，只有当我们抵达了人，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抵达新闻。

文|杜骏飞，原载

于

国际新闻界（

ID：
gjxwjwx
）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在这个算法和人工智能开始主宰新闻业的时代，我想讨论一下新闻与人本问题。

各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过媒体是人的延伸，这一点早已经得到切实的印证。我在2001年的时候写过一个补充意见：

媒介是人，网络时代的主要媒介物是人。

我提到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必然是“泛媒体”，今天的“万物皆媒”算是它的回响；还有一个词，叫做“弥漫的传播”，预言未来的信息传播将打破物理边界，会像空气一样气态分布，弥漫在我们周围。今天我们在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有人不断讲到新闻业的“液态化”，看来，作者认为这些传媒液体现在还没有达到无所不在的气态化，但是我想，也已不远了吧？

提及这些概念，是因为传媒技术作为一种统治级的力量已经登基，一如当年所预言；同时，在新闻传播场域中，也涌现了一系列需要我们给出哲学判断的新问题，包括人和物、社会权利和媒体权力、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以及这些二元对立对新闻生态的冲击。

《人类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有一个断言，说人工智能留给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里，我也想说，

在机器崛起的时候，人不必拒绝媒体的技术化，但在哲学观念上，必须在历史开启时就准备好清醒、无畏的批判精神。

目睹着机器人新闻生产的崛起，传统新闻业的衰亡和新闻公共价值的式微，我要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新闻价值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或许已是新闻学保持主体性的唯一可能。这种转向包括以下意涵：新闻的本质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以人性来报道；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新闻报道事实及人，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世界及理想化的生存；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使新闻和媒体回到人。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里面讲到，现代性不再是已知的和不证自明的了。他引用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Daniel Cohen）的话说，

福特或雷诺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而微软公司的员工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看待当代新闻传媒的时候，也有类似感受，新闻业那些坚固的东西确实正在烟消云散。

当人们讲到新闻共同体和采访人员身份的液化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被迫接受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我们的人类社会现在是基于泛传播而存在的，并且很可能将为媒介技术所代表的物的力量所左右，包括机器、算法和数据。

以下就是那些烟消云散的事件给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其一，新闻衰亡而信息崛起；其二，事实变异而后真相崛起；其三，人在退缩而物在崛起；其四，哲学理性退缩而数字逻辑崛起。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这个世界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媒介社会的日渐物化，大众传媒原本是人操控的工具，但是今天却在操控人，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观点，这是精神深处的“异化”。在这异化的过程当中，媒介成为宰治的力量，成为控制和左右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的力量。今天我们思考人的时候，会不断发现我们自己逐步成为媒介的一个附属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使得媒介气化了，但实际上，人也被媒介所蒸发，成为弥漫传播的一部分。在媒介融合时代，最深刻的融合，不是融合媒介而是融合人。人被媒介交融后，人和社会的信息场域都弥漫而成媒介权力的一部分。在其间，清清楚楚地所体现的，恰是物的宰治的力量。

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经历了从神本、物本到人本的转变。启蒙时代以后，原本由人本主义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戏剧性地被“经验主义的理性”所取代了。当年笼罩整个欧洲学术界上空的哲学理性，曾经认为由人的思辨、人性和逻辑而主宰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但是今天我们在谈到理性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指向经验哲学，指向实证主义，甚至直接指向数据生产和人工智能。

我想说，在面对一个“机器新娘”的粉墨登场时，我们不应一味报之以鲜花和掌声，而要同时充满了警惕。

麦克卢汉在《机械新娘》中所表达的观点，或可翻译成两句鲁迅式的断言——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争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以为，今天的新闻拜物论教徒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做稳了机器的，还有一种是想做机器而不得的。

“机器”虽好，却不应使我们在人性和信念上输诚。今天，我们遭遇报纸消亡论和传统新闻业的溃败，遭遇新闻价值的流逝，和“10万+”这种庸众势力对新媒介的绑架，我们正处于心与物二元对立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必以唯心看世界，但也务必要警惕机器至上的观念。我们可以借重人工智能和数理逻辑实现人本的观念，而不能以此作为对哲学理性的否定。柏拉图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分，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被认为是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黑格尔评价他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这里，无论是思想、灵魂还是逻辑，都属于人特有的高贵理性，至少目前来看，它们还完全不能拜托给机器智能和算法逻辑。

各位，我们这些学者此时此刻还留在这个会场上，很显然，不应该是为了迎合技术和工具的威权，而应该是要发挥我们作为人的潜力，以人的思辨和纯粹理性的精神来开启新闻传播学的反思。既然是谈新闻的人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谈人本主义本身。我们汉语里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都对应着西方的humanism，不同的理论叙事因为语境的不同，用词的侧重点可能略有差异。“人文主义”一词更强调以人文知识涵化人性，“人道主义”更强调尊重人的愿望、尊严、自由和自我实现，而“人本主义”则广泛涉及到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领域。今天，我们谈新闻学的人本转向，显然与这三层意涵都有所对应。从心与物的对立关系来说，“人道主义”最为接近；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视角看，“人本主义” 所展现的语境更为完整。自然，在日常话语中，“人文”这个词，我们用的更多一些，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层面谈“人文关怀”时。

文艺复兴以来，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下，人的经验、人的理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都成为了对神学的反抗。但是启蒙时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的本体价值渐渐被机器的价值、被数字的价值所变相否定了。今天，这种场景似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刻，

各位可以看到，不远之处就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向我们逼近，那就是赛伯格的到来。

赛博格（Cyborg），是1960年代克莱恩斯（Manfred E. Clynes）和克兰（Nathan S. Klin）对一种能在地外生存的强化新人类的命名。为了克服星际旅行中的困难。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移植辅助神经以增强人体生存能力。简言之，赛博格即是混合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生物，与作为“天然生物体”的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能力可以借助人工科技得到了显著的强化。这多么像是我们今天的媒介化生存，这又多么像是我们未来被一种超级网络所征服后的魅影。

在十几年前，我曾经跟学生在课堂说，未来的手机可能是一个泛化一切媒介的柔性介质，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基本实现了。前两天，我在课堂上又再次说，未来的媒体必将植入我们的大脑神经，那当然就是我们变身赛伯格的时刻。

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有机会做好心理准备：是要演化成一个赛伯格呢，还是打算任由机器来统治我们？我们的回答都应该是NO。

在那个时代到来之前，谁能捍卫人的尊严？谁能捍卫以人为本的信念？答案只可能是人本身。

赫拉利说，人工智能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超过人类，但有一点是永远不能企及人类的，那就是人的意识。所以刚才我说，我们作为学者存在的第一职责，还是要保卫我们的意识，而不是要匍匐于技术的面前。

在技术主义的时代，纯粹的经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很容易走向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量化的、客观的、利益优先的、利己的、抽象的、概化的。的确，它的形态很像数学，也更容易计算，因而很容易被视为科学，而科学则很容易被视为正确或真理。但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因为像数学未必就是数学，科学也未必代表正确，更未必代表充分的正确。因为在同时，人类出于文化、道德、伦理的目的，还需要迥然不同的人本理性；这种人本理性对应着另一种思维方式：定性的、判断的、道德优先的、利他的、生动的、个别的。

曾经，在人本主义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历史中，我们可能也注意到，其实新闻所弘扬的，原本应该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二为一。但是很遗憾，随着媒介技术的渐次发达，我们能看到的却是工具理性的一枝独秀。韦伯（Max Weber）曾经说过，工具理性的滥觞必将带来价值理性的衰弱。诚哉斯言，我们传媒的今天，大约就是一个明证。被技术革命所刷新的“专业主义”，还将加剧人本精神的衰弱。对这一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于交往理性有自己明确的观念，他强调交往主体间的理解和沟通，我们人类需要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只有这种全景式的交往，才是我们战胜机器时代工具理性的唯一法则。福柯（Michel Foucault）有一段话，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思考框架，他说：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它还要致力于生产。显然，在权力批判方面，他比阐释权力反抗的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更为深入。

事实上，权力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有鼓励我们为它所奴役、为它生产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新闻要从既往的图式中解放出来的原因，因为我们要尽早对这种物化的权力作出根本性的回应。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的困境由四个泛化组成，包括：新闻本身的泛化、传媒边界的泛化、新闻人身份的泛化和新闻效用的泛化。对于新闻人来说，过去清晰的信条多已模糊，过去得到的权利都已失去；对于新闻来说，个人意志开始让位给统计数据，人的自由开始让位给网络秩序的一律，隐私开始被无条件的入侵，伦理开始让位给算法，写作开始让位给程序。面对这一切，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我的所有意见都在于此：只有重新皈依人本主义的信念，才能回到新闻业的本原；因为，也只有回到我们人的精神本原，人才能成为自我主宰的族群。

《哈钦斯报告》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教义，大致是服务精神、独立、民主、专业话语等。潘忠党和陆晔在十几年前所讨论的《成名的想象》，其焦点是新闻人职业声望和理论教义的对应。反观当下的新闻业，在相当程度上，成名的想象已不再成为可能，传统新闻业的衰落就是一个证明；即使是“专业主义”本身，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墨尔（W. Moore）将专业化的发展分成几个渐进阶段：工作、职业、正规化的组织、要求教育的组织、倾向服务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服务的实践，不如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多年来，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各种新闻观念借此博弈的一套话语；而理想的新闻专业主义，本应要兼顾那些有社会信念的知识人的任务，比如为社会权力而奋争，为价值诉求而客观表现，为解放人而实践。这种理想型，才是我们新闻追求的最终目的。一旦理想被现实背叛，一旦技术至上主义使理想不可能时，我们就必须做出严肃的路径选择：要么我们只坚守新闻的专业而放弃“专业主义”，要么我们全面迭代这一职业圭臬。但不论如何选择，新闻业的理念都将面临一次巨大的转型。

我认为，在这一场新闻业的理念转型中，“成名的想象”理应让位于“信念的回归”，这一信念就是新闻的人本主义。

今天，人们对新闻业的焦虑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有形层面上，我们看到新闻业的日渐萧条，老新闻人纷纷出走，新闻业的附加值的降低。二是无形层面上，来自内心世界的焦灼，人们对于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好新闻，新闻业向何处去，新闻到底有什么价值，都开始产生了怀疑。所以，老新闻人和传统新闻学最不能够适应的，其实并不是发行量、收视率的溃败，而是整个新闻价值观和新闻运作体系的崩塌。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业实现职业独立自主的自我想象，受到技术的压迫、权力的压迫和资本的压迫，在互联网时代还要受到“群体”的压迫，终于日渐变得不可能。那么，在这四重压力之下，反抗的工具是什么？我认为，唯有人本主义才会是保持新闻业的自足性，唯有人本主义才会是新闻理想的唯一的精神庇护，并可能使得新闻业回归“知识分子行业”。

回到新闻与人的本源关系看，新闻学所谈论的人，包括作为报道对象的人、作为采访人员和把关人的人，以及作为受众与公众的人。事实上，新闻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是对新闻进程中的人的关怀。

《世界职业采访人员协会职业伦理规范》指出：

“新闻采访人员的职责就是通过追求真实，提供关于事件和问题的全面公平的叙述，达到启蒙公众的目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发生事件，才是新闻；并非只有非常言论，才是意见；并非只有变化万端，才是历史。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充满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那些一成不变的历史，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历史，因为我们需要正视；那些朴拙平淡的言论，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意见，因为我们需要心声；那些波澜不惊的事件，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新闻，因为我们需要看见真实和具体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柴静所说的，采访不仅是对事的还原，也是对人的抵达。只有当我们抵达了人，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抵达新闻。

进一步地，我认为，新闻回归人本主义的路径有三种：

一种是新闻人在哲学观念上的自我超越，一种是新闻传播在媒介环境中的抗争演化，还有一种是网络公民在新闻素养和新闻的第五权力的觉醒。

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公民新闻时代，出现了第五权力与第四权力间的斗争、融合和博弈。新闻媒体所代表的所谓第四权力，被看成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独立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然后，曾几何时，大众传媒日渐受到权力和资本的收买与控制，对三种权力进行的舆论监督变得不确定，传媒自身的权力运作开始不透明。因此，第五权力开始出现，公民和社会自己介入到媒介运动，甚至自己举办媒体以成为自身的公共领域。如果说，第五权力是公民意识在传媒上的觉醒，在互联网时代的第五权力，则是网络公民意识在网络媒体上的觉醒。

这原本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重新解放个人的时代，也是真正发现人类基本价值的时代。但是，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种革命和解放，在web2.0之后，开始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技术势力对第五权力的反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现象上：其一，个人易于泯灭于群体，而群体易于消失于统计数据；其二，传播层级的泛化，导致了“网络平权”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叙事；其三，互联网技术的壁垒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逐步升高，公众与社会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没有填平，而且不断加深，这导致了技术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尝试左右网络民意。

关于传播层级的泛化，十七年前，我在《弥漫的传播》当中写的比较清楚：在未来，互联网平权只可能是一种想象。互联网传播层级的消失，只是传播形态使得传播的层级变得模糊了，但强与弱、消失与否取决于很多其他的自变量，而不是互联网传播本身。所以，可以把互联网上的层级看成是“薛定谔的猫”，处在方生方死状态。

层级有时消失，有时则没消失；有的时候层级还变得更强化了。

还有的时候，过去的层级消失、但新的层级又出现了。所以我曾把这个传播现象称为“泛层级”。从两级传播论到多级传播论，到我当时所说的泛层级传播时代，日渐弥漫的的媒介化分布，已经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建构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在未来，也势必会给财富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技术霸权本身留下巨大的操作空间。

因此我们可以想像，未来不仅有人类和机器的博弈，还有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博弈。人类自身的博弈，则很有可能是权力阶层与网络普罗大众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会场，在我们之间，也会有一类学者成为对机器的臣服者，但人本主义者，或不会屈服于此。

我们需要把人本精神的讨论重新拉回学术视野，我们要强调新闻的本质就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且基于人性来报道，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它需要报道事实和人，但是目的是为了帮助人的理想化生存。

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无非就是要使新闻权利和媒体权力回到人，而不是回到机器和数据。

现在，让我们来定义 “人本主义新闻学”的理想情境：新闻不是物，是人；新闻不是为了抽象的世界，是为了具象的人；新闻的终极报道者，不是机器，而是利用机器的人；新闻工作的一切努力，确实是要还原事实，但最终是为了要回到人。因此，新闻未必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必定是与人的价值有关的一切报道。它可以是早已发生的，或尚未发生的；它可以是一个事件、一个可以确证的“事实”、一个可以计量的数据，也可以是看不见和无法评估的意见、观点、感情；相比较于一切已知的和可知的事实，那些“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对象是更为重要的新闻题材；相比较于那些物化的事实，那些人化的思想感情是更为重要的新闻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郑重地提及：从本质观念上说，新闻即人，尽管新闻在字面上更多的是在报导数字和物理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郑重的说明：新闻学即人学，彻底的和终极的新闻精神即人本精神。只有当新闻学真正关注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时，它才能分析新闻、评判新闻、实现和发展新闻，此时，新闻学才具备这门学科的本质内涵。

在演讲的最后，请允许我强调一次：

从其本质观念上说，新闻即人，新闻学即人学，新闻精神即人本精神。这是新闻传播实现人本主义转向的根本要义。

版权信息

本文原载于国际

新闻界，作

者杜骏飞，原标题《

杜骏飞：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

》，财经采访人员圈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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