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与特朗普的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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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折射出了当前发达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以美国为例，尽管就业恢复较好，但大部分以往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工人面对机器的替代，不得不进入新创造的低端服务业，保住就业的同时面临的是工资的下降和尊严的丧失；同时以金融和互联网为首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收入快速提升，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满严重，这触及了以中产阶级白人为票仓的特朗普的核心利益。

文 | 应习文，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本文根据作者在厦门中美青年学者对话会

及复旦大学Fintalk Seminar上的发言修改整理。

【摘要】在距2008年金融危机九年之后，全球经济终于基本摆脱了危机的阴影，开始接近甚至超越潜在增长水平。然而，与各国就业不断转好相背离的是，全球通胀却始终保持低迷。过去各国央行保持独立性、并锚定通胀目标往往是为了防止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胀过快，而现今却变为开足马力努力达到通胀目标。就业复苏与通胀低迷反映出全球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即就业的变动无法通过工资传导到通胀水平，从而改善收入并提升社会总需求。

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折射出了当前发达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以美国为例，尽管就业恢复较好，但大部分以往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工人面对机器的替代，不得不进入新创造的低端服务业，保住就业的同时面临的是工资的下降和尊严的丧失；同时以金融和互联网为首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收入快速提升，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满严重，这触及了以中产阶级白人为票仓的特朗普的核心利益。纵观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左手向以高科技行业为代表的硅谷精英开炮，右手向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化势力抡棒，核心都是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传统制造业，从而维持和增加自身的选票。

在近期特朗普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中，中国的高端制造业自然成为其打击的首选目标，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从中美两国的贸易现实出发，贸易战不仅达不到特朗普希望改善的目标，反而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危机全球经济复苏。美国与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对全球经济的走势影响巨大。面对特朗普的措施，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反应，也是为了“以打促和”，使两国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

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之谜

在距2008年金融危机九年之后，全球经济终于基本摆脱了危机的阴影，开始接近甚至超越潜在增长水平（2017年全球经济将同比增长3.6%，而潜在增长水平在3.5%左右）。这表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复苏期，全球经济终于有望在2018年过渡到繁荣期（以经济增速连续两年超越潜在水平为标志）。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加快，全球贸易增长也出现了显著回升，2017年前11个月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了10.4%，这是自2015年“逆全球化”进入人们视野以来首次恢复正增长（相比之下，2015年和2016年全球贸易量分别同比下降了12.8%和2.5%）。

图1：全球经济增长率及潜在增长率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图2：全球贸易量月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CEIC

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这将加大全球与中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随着世界各国就业情况的不断改善，货币政策边际转向收紧，2016年一度出现的负利率时代已经暂告段落，但与就业改善与利率逐步回升背离的是全球通胀水平仍然处在相对低位。

从菲利普斯曲线来看，就业与通胀曾一度存在较为稳定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就业与通胀之间的稳定关系一度消失，具体体现为高通胀下的低就业水平，也被称为“滞胀”现象。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菲利普斯曲线开始扁平化，全球进入“大缓和”时期。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中国需求崛起，“大缓和”一度结束，表现为全球通胀再次抬升，国际油价一度冲上168美元的高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再次陷入通缩与负利率的痛苦环境中。而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就业与通胀之间再次出现背离，表现为就业的明显好转和通胀的持续低于政策目标。

图3：美国自1960年以来的失业率与核心PCE物价指数

数据来源：CEIC

图4：美国分时期的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拟合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图5：欧元区月度核心CPI与失业率

数据来源：CEIC

具体来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各国就业均出现大幅好转，美国失业率从次贷危机时期的10%下降到2018年2月的4.1%，基本回到危机之前的最好水平；欧洲各国的失业率也持续下降，欧元区整体失业率由欧债危机期间的12%以上，回落至9%以下，部分危机国家的就业恢复则更为明显；日本失业率也显著下降，由次贷危机期间的5.4%下降到目前的2.4%，达到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与此同时，各国通胀水平却始终难以达到政策目标。其中，美国的通胀水平最接近目标，PCE核心通胀率一度接近2%，但近期通胀又出现一定下滑，较危机前3%的水平则存在更大差距；近年来欧元区的核心通胀水平长期保持在1%附近，甚至低于欧债危机期间的水平；危机以来，日本的通胀水平曾一度有所回升（2013年安倍经济学刚推出期间），但在消费税改革后又迅速回落并挣扎在通缩边缘，以致于日本央行近年来不断祭出负利率、通胀超调等创新手段，但通胀达标的预期时间仍不得不一推再推。发达国家通胀回落的同时，新兴市场的通胀水平也在下降。巴西、俄罗斯等国也早已告别曾经的两位数通胀，如今均已降至5%以下。

图6：发达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

注：每个点代表一个季度的发达国家平均核心通胀率和周期性失业率

图片来源：

http://www.caixabankresearch.com/en/1502im-d3-es

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给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难度和分歧。其中，美国对于通胀预期的恢复最具有信心，也是发达国家中最先加息的。2015年以来，美联储已累计加息6次，2018年预期将再加息2次以上，在失业率显著好转的情况下，加息的关键点转向对于通胀预期提升的观察。欧洲与日本对通胀预期提升的观察则更为谨慎，欧元区QE计划至2018年9月，且不排除延长购债的可能，日本则一如既往地走在QQE的道路上。

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原因

一是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看，在长期的低通胀预期下，通胀受失业下降的影响被低通胀预期所抵消，这导致经济迟迟不能走出“流动性陷阱”，2016年甚至出现了史上罕见的“负利率”现象。但是，全球负利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低通胀形成习惯性预期似乎并不构成主要原因，更何况各国政府反复强调达成通胀目标的决心（日本甚至提出通胀超调），预期引导不可谓不强。

二是从新凯恩斯角度来看，就业复苏向工资提升的传导链条受阻，其原因包括价格粘性导致企业调整工资意愿下降，以及工会在低通胀预期下，倾向于反对裁员而非加薪的策略。但工资刚性通常表现在向下调整，而非向上调整。

三是曾一度流行的中国输出通缩的观点。由于中国近年来产能过剩的加剧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大于求，阻碍了价格的上涨，同时，随着2015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贬值，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也出现了下降。然而，2016年末以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通过去产能已带动全球商品价格出现回升，且人民币汇率近一年来由贬转升，有望带动通胀提升，但全球通胀仍持续低迷。

或许以上原因都从自身角度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简单来说，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大量服务业岗位，使得自然失业率降低，这表明就业缺口实际可能并未减小；另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自动化生产水平显著提升，就业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导致熟练工人转向临时性服务行业，由此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工资增长的缓慢和需求的低迷。

图7：技术进步导致就业结构变化与收入差距扩大

具体来看，技术的发展对劳动力带来了两方面的效应，第一方面为“替代效应”，这主要是以自动化生产为代表的资本增强型技术为主，例如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导致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不断替代。第二方面为“增强效应”，这主要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劳动增强型技术为主，通过技术进步，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不断创造新增就业（集中在服务业）。在这两方面技术的影响下，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表现看，一方面就业总量增加了，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下降与服务业就业人口的上升。

图8：美国制造业人口与增加值占整体经济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占比下降了13.2个百分点，但就业占整体就业的占比下降更快，总共下降了23.9个百分点。可见存在大量制造业就业被技术替代的现象。金融危机以来，尽管美国的就业不断增加，但大部分都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制造业的就业增加相当少。

图9：2010年以来美国累计非农新增就业分行业情况

数据来源：CEIC

资本增强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本收入占比的提高。由于社会小部分精英阶层掌握的资本和技术越来越集中，其收入也越来越高，而大部分原有的中产阶级被技术替代后，进入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中，其收入和工作稳定性都会下降，从而降低消费意愿。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流通的，那么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导致服务业收入的上升（巴拉萨萨姆尔森效应）——但可惜的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劳动力要求的差异进一步加大，劳动力市场分层更为明显，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是吸引服务业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反而是将劳动力赶向服务业，加大了服务业劳动力供给。同时，由制造业转入服务业的原中产阶级额还要与不断进入的移民展开竞争，这使得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工资收入停滞不前，从而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

图10：美国分行业的周薪水平（2007=100）

数据来源：CEIC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07年以来制造业的收入上升幅度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这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进步完全背离。而资本密集的高端服务业收入则节节攀升，增长最快的前三个行业分别是：教育与医疗、专业商务服务和金融，对应的恰恰是教授、医生、律师、会计师、银行家等精英阶层。

特朗普的贸易战：动机与效果

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折射出了当前发达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以美国为例，尽管就业恢复较好，但大部分以往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工人面对机器的替代，不得不进入新创造的低端服务业，保住就业的同时面临的是工资的下降和尊严的丧失；同时以金融和互联网为首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收入快速提升，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满严重，这触及了以中产阶级白人为票仓的特朗普的核心利益。对此，特朗普可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此，纵观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左手向以高科技行业为代表的硅谷精英开炮，右手向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化势力抡棒，核心都是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传统制造业，从而维持和增加自身的选票。

就在这当口上，2017年中美“百日计划”结束，但中美贸易不平衡却加重了。2017年全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同比增长12.3%，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11.4%的增速。总量看似不错，但分进出口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了11.5%，而进口则增长了14.5%，快于出口3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基数更大，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758亿美元，仍高于2016年的2507亿美元。从占比来看，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占中国整体贸易逆差的66.0%，高于2016年的49.4%，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3%，与2016年持平。可以说，2017年中美贸易呈现出“总量显著复苏，但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的特点。面对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急不可耐地发动了贸易战。

图11：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整体贸易顺差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图12：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事实上，近年来在两国的努力下，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较十多年前有了大幅改善，2006年中美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5.2%，而2017年已下降至2.3%左右。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在逐步走向均衡，2016年末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已从1993年接近4最高点下降到1.94左右，累计升值近90%，特别是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也对中美贸易平衡起到巨大作用。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步走向双边波动，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些都表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得到较大改善。

然而特朗普并不看重长期趋势，其加快推动贸易战，与中美之间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有关。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为22.2%，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存度为21.6%，这表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两国的损害程度基本对等。但从趋势来看，由于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依存度先升后降，美国对中国进口依存度上升，若再晚几年，特朗普推出贸易保护措施吃亏更多的恐怕就是自己了。

图13：中国对美国出口依存度先升后降，美国对中国进口依存度上升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反过来看，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依存度8.4%，虽然比2015年高，但较上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大幅降低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却在逐年上升，2017年已达到10%。这意味着，中国反制措施的效果，对自身的损害要略小于对美国的损害。不过总体来看，效果要小于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效果。

图14：中国对美国进口依存度下降，美国对中国出口依存度上升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再从具体行业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主要集中在SITC分类标准的7、8、6、5四类，对应的是各类制造业产品，其中机电产品是大头，具体看排在前几位的商品有电脑、手机、日用品、玩具、家具、服装鞋帽等。同样，中国从美国进口主要集中在SITC7、5、3、2四类，其中第7类一支独大，主要是飞机和汽车，此外还有半导体、工程机械、原油、塑料制品、医疗设备。大家寄予厚望的农产品量并不大，当然其中大豆较为特殊，因为美国2/3的出口大豆去向中国，而中国1/3的进口大豆来自美国。

图15：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领域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图15：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领域

数据来源：CEIC及作者测算

基于上述分析，特朗普将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作为打击的首选目标，也不足为奇。一方面制造业是其最看重的领域，一方面也是中国对美出口的大项。同样，中国第二轮反制挑选飞机、汽车、大豆与化工产品也是直戳要害。

图16：中美贸易战前两轮交锋对应的领域

那么，贸易战真能达到特朗普想要的效果么？

从理论来看，根据国际贸易的恒等式“净出口=出口－进口”，减少贸易不平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差国减少出口、逆差国减少进口；另一种是顺差国增加进口、逆差国增加出口。相对而言，前者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即减少出口将会给顺差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减少进口将会降低逆差国的生活水平；后者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增加进口会提高顺差国的生活水平，增加出口将会拉动逆差国的经济增长。因此，贸易战显然会造成双输格局。

从美国自身看，长期贸易逆差来自于其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和战后美元体系的安排，由于美国储蓄率低于消费率，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看必然会形成贸易逆差，此外贸易逆差也是美元体系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所必须。因此与中国减少的贸易不平衡，可能最终会落到其他国家而非美国本土。

更进一步来看，从中国的历史数据表明，中国进口数据的波动性要大于出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进口不仅受到自身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还同时受到出口叠加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是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自身需求受出口影响较大，一旦出口受损，社会总需求会收缩从而导致进口受损；二是中国转口加工贸易规模较大，许多上游原材料的进口，恰恰是为了加工后再出口，在出口订单下降情况下，进口也会连带受损。因此，当每当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加剧时，中国出口虽然会下降，但进口下降幅度会更多，形成“衰退型”顺差，反而不利于贸易走向平衡。以贸易摩擦与“逆全球化”最高潮的2015年为例，当年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9%，而进口则同比下降了-4.3%，贸易逆差也达到5939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图17：中国贸易增速与贸易顺差

数据来源：CEIC

综上所述，特朗普挽救美国制造业，从而改善中产阶级福利的目标是正确的，但其手段却是鲁莽、短视和粗暴的。目前全球经济虽然发展较为平顺，但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显示全球在经济结构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资本收入占比提升、贫富差距扩大、工资与需求提升缓慢仍将长期困扰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而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达不到特朗普希望改善的目标，反而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危机全球经济复苏。面对特朗普的措施，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反应，也是为了“以打促和”，使两国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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