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杨绛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

杨绛先生在当今文坛上是备受尊敬的老作家。

我做编辑，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恰巧，杨绛先生正是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由于工作的机缘，我也便与她有了一些直接的接触。

其实我与杨先生相识较晚，那大概是 90 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但是因为她过去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与家父同事，提到这一层，她老人家对我也便多了几分亲切。

这些年来，每逢春节或杨先生过生日，我总是要代表出版社问候老人家，有时也会登门拜访请教。见面时，谈得较多的自然还是有关出版的事，有时杨先生也会顺带谈谈她对当前社会、文化问题的看法，或回忆早年的往事。我和三联的同事都非常喜欢听她老人家聊天，感觉从中受益，长见识。

然而，对我来说，在与老人家的交往中，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对她的三次道歉。

壹

2007 年 10 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锺书集》第二版。这是一个以 2001 年第一版为依据，聘请专家花费四五年的时间进行全面校核，最后做出了必要的修订的新版本。但是在出版时，我们斟酌再三，并没有将它称之为“修订版”。我们在南京举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由我代表三联在会上面对媒体介绍新版本的情况。

之后，我谈到了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因为是面对媒体给新书做宣传，我自然不免要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这是如何的珍稀可贵。

我说，在中国，《著作权法》实施之后，一本书通常只在一家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出版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允许作者在出版《文集》或《全集》之外，另行享有单行本的专有出版权。

根据这一惯例，钱锺书著作原本是可以在三联的文集之外，由其他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的。但是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结果《钱锺书集》共 10 种，其中有 8 种由三联书店独享中文版权。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

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

我的这番谈话被在场的记者陈香完整记录下来，她写了一文题

为《保留钱著原貌，新版〈钱锺书集〉不“大修”刊行》，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头版。

杨绛先生平时对文化界新闻相当留意。她看到报纸后，有话要对我说，但是她老人家听力不好，通电话有困难，于是便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友人吴学昭老师给我打电话。

吴老师是吴宓先生的女儿，也是三联的作者，与我们很熟悉，她直截了当地说，这篇采访你的文章，可惹老人家生气啦。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篇文章前面 90％的内容都很好，唯独最后一段，你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围城》和《宋诗选注》的版权，不符合事实。杨先生认为，你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这两本书，而你们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呢。你说话怎能不讲先来后到？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我自知理亏，连忙请吴老师代向杨先生道歉。吴老师说，杨先生的意思，是这篇文章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你要向他们道歉。

我自然无话可说，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人文社的负责人潘凯雄，说明了原委，表达了道歉之意。凯雄听了哈哈大笑，说：“老人家为我们做主，你道歉我们照单全收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

平”二字。

贰

2009 年夏天，三联要再版《陈寅恪集》，联系了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希望他们承担总包销。该店是三联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对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但是他们也总会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合作条件。这一次，他们同意包销 2000 套，但是要求我们制作 2000 张藏书票随书附赠。

使用印章，需要征求作者家属意见。但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对版权都不熟悉，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编辑便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这事情不新鲜。上次《钱锺书集》第二版也是由江苏省新华书店包销，也曾用钱先生的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寅恪集》只是循《钱锺书集》旧例而已。

由于陈家姐妹也与吴学昭熟悉，所以当编辑打电话询问印章使用之事时，她们便向吴学昭请教。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2007 年三联出版《钱锺书集》第二版时，无论是我还是编辑，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就藏书票的事和杨先生沟通，出书以后也忘记将藏书票送给老人家过目。这可是个不小的疏忽。

杨先生生气了。她让吴学昭给三联的编辑打电话，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

事后我才弄明白，杨先生之所以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不只是没打招呼就加印盖有钱锺书印章的藏书票，主要是因为她了解到，有人在网上高价拍卖带有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她担心此事是三联所为。

她心里想的是，这些著作的出版，版税她自己分文不取，全部捐献出去，但是出版社却用这种方法获取暴利，岂不可耻可恶？

我打电话求助于吴学昭老师，请她帮我安排，我要到杨先生府上去负荆请罪。吴老师说，老人家正在气头上，怎么会见你？

但是她还是热心帮忙的，建议我写一封道歉信，直寄杨府。于是我便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

我的信寄出两天之后，吴学昭老师给我来电话说，祝贺你，事情解决了。杨绛先生看了你的信，让我带给你一句话，说：“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欢迎他有空到家里来坐坐。”

杨先生这么容易就改变了态度，令我如释重负。于是我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叁

2011 年 7 月 17 日，是杨绛先生百岁诞辰。

提前两三个月，我们就在编辑部里商量，应该怎样表达我们对老人家的祝福。这其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因为老人家生活简朴，清心寡欲，既不喜请客送礼，又不讲繁文缛节。

所以，在杨先生看来，如果你想给她祝寿，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煮一碗长寿面，替她吃了，这样你的心意就到了。

老人家如此超凡脱俗，让我们除了给她送一张集体签名的生日贺卡、再送几本她喜欢看的书以外，实在想不出还可以做什么。

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主持人李潘来找我。她说要做一期给杨先生祝寿的专题节目，就在 7 月 17 日播出，希望我参与。我听了大喜，觉得这电视节目不是最好的百岁生日贺礼吗。

我事先写好了一些卡片，但是上场后发现全用不上。摄像头一直对着你，使你根本无法低头去翻阅它们。好在我对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书里书外的故事比较熟悉，便试图用一些故事细节说明某个观点或问题。

最后我谈到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我说他们夫妇 30 多年不换房，不装修，不买家具，如今家里照样是水泥地面、白灰墙壁、最原始的铸铁暖气。但是他们把两人全部的版税，都捐献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数已超过 1000 万元。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好读书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清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杨先生曾寄语受奖的学弟学妹，“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节目播出几天以后，吴学昭老师也来了电话，那口气挺兴奋，上来就说：“你们这期节目做得不错，杨先生也看了。”我问，杨先生高兴吗？吴学昭说，用这种方式祝寿，杨先生高兴。但是，她又发现你有个地方讲错了。

我听了心里一惊，忙问，什么地方？

吴学昭说，钱、杨二老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是“好读书奖学金”，但是被我说成“好读书基金会”了。

她说，设立“奖学金”比较简单，但是建立基金会就不同了。那是得按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的非营

利性法人，需有规范的章程，有组织机构和开展活动的专职工作人

员，还要申报民政部门批准，可向公众募捐。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所以杨先生让她告诉我，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

改过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别人以讹传讹。

我再一次请吴老师代我向杨先生道歉，这是第三次道歉了。虽然所涉及的事情不大，但是杨先生的严谨和认真，令我受教。

事后我想，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之所以那样令人敬仰，令人钦佩，可能就得益于她那种随时随地对于周边的一切都一丝不苟的性格吧？

来源 | 《做书的故事》

人民出版社

为人民出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