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调查校外培训情况家长“攒班”成调查难点尽管市教委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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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攒班”成调查难点

“各位家长好：学校让填写表格时千万别填我们机构，非常感谢！”根据市教委的安排，月底前本市将完成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填报，而不少家长刚接到学校的《告知家长书》，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培训机构的“拜托单”。

除了碍于情面收下“拜托单”，让家长在填报时“掺”了水分之外；出于对信息安全的顾虑，不少家长填信息时也表达出了一定瞒报的倾向。此外，新型的“组团式家教”，也有可能成为这次摸底的漏网之鱼。有专家表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得摸底调查的结果打了折扣。

记者发现

调查“上课地点”

要求写出房间号

在学校下发的《告知家长书》中，市教委表示，此次调查是为了了解学生所参加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基本情况，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记者注意到，此次要求填报的信息非常详细，比如，某学校下发的通知中明确，“学科类校外培训”是指与校内学科有对应关系的学习，如“语文”、“数学”、“英语”等；填写“校外培训机构名称”的同时需要注明分部名称；“上课地点”在写出楼宇名称的同时，要注明地址、门牌号、楼层号、房间号等；家长和学生还要填写参加一期学习缴纳的总费用。

尽管市教委明确表示，将对家长和学生填写的内容严格保密，但是很多家长还是对信息的安全度保留怀疑态度。记者采访了十余名家长，有近一半表示，自己会在某些数据上“作假”，甚至会漏报、瞒报一些项目，“这些数据本身也都是有商业价值的，有被泄露的风险。”

部分具有自主填报能力的中学生对于此项调研也显示出一定的“不配合度”。高二学生小路在外报了“一对一”的出国辅导，他坦言，自己不打算把这样的信息填报上去，“一对一课程本来就是各取所需，很多时候找个老师答疑的确能提高学习效率。”

三五家长“攒班”成调查难点

三五个家长组成联盟，邀请培训机构名师出来集中“走穴”，对很多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报班模式。“经常报班的家长都知道哪个老师讲得好，在机构报班的费用又不便宜；这样攒班，老师和家长都愿意。”有家长告诉记者，小团是5个孩子左右，大团一般以10个人为限；上课地点有时在老师家里，有时由家长自愿寻找。课程内容一般会有所延伸，比如数学学科会涉及部分奥数内容，“小升初的学校还是喜欢学过奥数、并且有杯赛证书的，”有家长直言。

除了培训机构的名师，出来“走穴”的还有打着公办名校旗号的老师。“老师周末的时间都排满了，想上可难了呢。”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这种以“攒班”模式生存的机构，一般会先打入家长群内，打出“公立学校名师”的招生旗号之后，开始在朋友圈小范围内招生，“很少对外打广告，靠的就是名师的口碑。”记者了解到，这类小班除了日常教学之外，还有针对期中、期末的强化复习。期末未到，有的机构已经早早打出了暑期课程安排，比如以新初二为例，家长收到的课程安排里已经排出了数学、物理、语文、英语等科目，机构声称，任课教师均为教学经验丰富的顶尖一线教师，上课内容则为初二新知识的预习；15人的小班，有7人报名即可开班。

教委政策

治理重点是超标教学强化应试

上述的“组团式”补习和“攒班式”补习很有可能就成为了此次摸底的漏网之鱼。而不少类似补习班倡导的“超标教学”、“强化应试”等，刚好是此次专项行动想要重点治理的内容。

根据市教委此前的文件精神，此次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是为了摸清校外培训机构底数，分类治理行业乱象，规范办学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促进校外培训行业健康发展，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在教委列出的治理任务中，主要包括规范治理无证无照实际开展教育培训的机构；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没有教育培训等相关内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但实际从事教育培训经营活动的机构；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从事教育培训活动的社会组织。同时，规范治理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专家观点

改革教育评价方式才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反映，自己报班实属无奈，“初中想上‘六小强’学校，市级三好学生、市红领巾奖章、杯赛证书都不能少，”这成了不少家长共同的烦恼。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小组发言中也曾直言不讳：从现实来看，多部门联合出台整顿培训机构的文件是十分必要的，“无证无照的、不靠谱的培训机构确实应该被整顿”；但从一定角度来看，培训机构也有被迁怒的嫌疑。在他看来，家长这么拼命地参加辅导，是因为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体系没有改变。

俞敏洪表示，国家政策早在多年前就已明确，幼升小、小升初严禁考试入学；但实际情况是，幼升小、小升初选拔仍在进行，这就给了培训机构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认为，没有处罚就没有威慑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举办幼升小或小升初考试而受到惩罚，没有因为与培训机构的利益输送被处分。“我们有政策，但是政策没有被很好地实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表示，摸底调查的本意是为了给专项治理提供参考；如果在调查时，能够引入第三方机构，可能会更好地平衡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此外，储朝晖也认为，要想从根源上解决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还应该从评价制度的改革上来入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课外班，根源在于我们现有的教育评价。”储朝晖解释说，目前的教育评价还是以考试分数为主，而且是单一主体，这样便导致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能考高分的机构中去参加培训，“如果学校提分效果没有培训班好，培训班自然成了家长的选择。”因此，储朝晖认为，如果不对评价体制进行改革，任何一个方式都无法杜绝培训机构的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刚性需求。”

怎么改？储朝晖认为，评价不能由政府包揽，而是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下放，并引入多方评价机制，使其发挥各自作用。其中，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保证高校招生的自主权，确保招考分离。这样一来，每个高校都将成为一个评价主体，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学生，就可以与多样性的评价标准形成相互选择的平衡关系。

本报记者牛伟坤

北京调查校外培训情况 家长“攒班”成调查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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