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98：那一年，我们是怎么熬过三次滔天危机的？( 六 ) 来源：翔哥有话要说作

某种程度上，魏特夫、马克思的视角颇有道理。古希腊、古罗马曾经热衷于修建各种气势恢宏的工程、建筑，但当它们轰然倒塌后，整个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再无宏大的工程。东土我朝文明更有延续性，无论哪个朝廷都极为重视治理大江大河，也喜欢搞大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的好处太多，既能治理水患保境安民，在现代还能拉动GDP，公共工程需要制度做支撑，所以背后也就有了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国有经济体系，当然，对于官员来说，公共工程也是其有操作空间敛财的机会。

在那个夏天，我朝这套体制的所有长处和劣处都被洪水冲洗得明明白白：长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全国各地调遣了百万军民，下死命令严防死守，人在，堤在，坚决不能后退，人民子弟兵以血肉之躯挡住江水；劣处是人命关天的江堤居然有豆腐渣工程，同时严峻的是，偌大的国家，工程机械少得可怜，面对洪峰，还要靠军民扛沙包投入，当堤坝缺口，只能束手无措。

当时有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抗洪期间，贵矿、成都神钢、合肥日立捐赠液压挖掘机分别为6台、4台、2台。柳工、常林、宜工、郑工捐赠装载机分别为3台、4台、4台、4台，厦工捐赠推土机、装载机各1台，合叉捐赠叉车10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