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陈集益：让声音穿越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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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生啊，你看看人家门口，有梅花开了吧？’‘开了呢，师傅，油菜花也快开了。 ’‘好啊，我就爱春暖花开的季节。今儿个，一勿唱《龙凤阁》《春秋亭》，二勿唱《杨宗保和穆桂英》，阿侬先来一段《四季歌》，正是：立春梅花分外艳，雨水红杏花开鲜。惊蛰竹笋闻雷报，春分蝴蝶舞花间。清明风筝放断线，谷雨嫩茶白毛尖。立夏桑籽像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师傅唱道情不光为了赚钱，更是真心喜欢。他一边走一边取下渔鼓，又唱《十二月花名谣》：正月梅花扑鼻香，二月兰花盆里装。三月桃花十里红，四月蔷薇出了墙。五月石榴红似火，六月荷花开池塘……
——陈集益《大地上的声音》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3期选载
原发《人民文学》2020年1期
让声音穿越大地
文 | 陈集益
我出生在浙西南的大山中，往南翻三十里山岭是遂昌县，往西翻五里山岭是龙游县，往北跟着溪流往下游去是走出大山的方向，那里有金衢盆地的广袤平原。可是由于一座水库的阻隔，我十五岁才乘船到乡校读初三，十六岁才第一次坐汽车到平原上读高中。在这之前，我就像《百年孤独》里马孔多的原著居民，大山绵延好比沼泽一望无垠。我的先祖，据说是几百年前拖家带口沿着江河溯流而上（那时还没有水库），然后在深山停下脚步繁衍生息的。我说这些，是想说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除了有限的课本知识，长辈们口口相传的生存经验、农事常识、民间故事传说，以及少量接触到的报刊书籍，几乎没有什么知识补给。这时候，每年正月必定到来的戏班演出，成了我最期待的精神食粮、最深刻的文化记忆。
生我养我的吴村和相邻的井上村、井下村，都是大村，只要来戏班都要各演四天四夜，另有几个小村也会演上几天。总之，整个正月，山里人基本在看戏，看完这个村再跟着戏班去另一个村。戏曲品种有婺剧、越剧、徽剧，平日里还有木偶戏、道情演出。由于年复一年地观看，长辈们对演出内容如数家珍，也深受影响。比如古戏中白脸扮奸臣、红脸扮忠臣，扬善惩恶一目了然；比如剧情里有说教，宣扬因果报应、仁爱孝悌。大部分戏中，民间发生疾苦，秀才帮着写诉状，大臣会写奏章谏言；国家受到外族入侵，老父老母送儿子去保家卫国，等等。这些价值观首先影响了我的长辈，继而他们会以此教育晚辈。具体到对我的影响，我后来的写作就呼应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当年岁越长，那种识字人要为苍生呼吁、书写的使命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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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去看戏，主要是跟着看热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这里自古出山匪，山里男人粗野硬气。每次戏班来演出，于我印象最深的是纠纷。一个村子的青年与另一个村子的青年在戏场产生矛盾，几十人上百人聚拢起来。这边闹得鸡飞狗跳，那边照样演戏不止，台下戏迷照看不误。难忘的一次是，青年们在戏台前打群架，严重影响了看戏效果，有人从戏楼往下泼水，一阵尖叫之后，台前终于安静下来。关于这些，我曾经写在早期的小说《往事与投影》中。那时候，我的写作受个人认知的局限较深，主要揭示命运的不公和人性的扭曲，当我回忆童年涉及看戏就只看到了山民的野蛮，以及对古老戏曲咿咿呀呀没完没了地演唱的抵触。时过境迁，我步入了中年，当我在山外世界经历了更多挫折、读了更多书、见识了更多人，看待问题就变得复杂理性起来。当我再次回忆往事，很多苦难掺杂着温馨的画面，很多恶人也有善良的人性，很多被我批判的事物似乎也有它的价值，很多渺小的人突然变得伟岸起来。基于自身的思想变化，往事变得驳杂，历史也不再是原来的历史。我重新开始梳理这一切，近年就写了《金塘河》《驯牛记》《砍树》《造水库》等等。分页标题
《大地上的声音》中的张难生，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个人物。他的原型也是一个驼背，正是他每年带戏班来山区演出。关于此人的真实姓名我已忘记，据说去世前在汤溪镇开过录像厅，最后沦落到在金华城里给人擦皮鞋。我们都很同情他，心里念着他当年带了那么多戏班进山演出。经过多年的等待，我终于等到了写他的冲动。原本的构思是写双重的衰败，一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式微，节节败退，二是主人公精神的锐变，写他如何热爱优雅的戏曲，最终却靠放录像发财。后来总觉得这个构思有问题，我以为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人的精神是不能跟着下滑的，相反越是世事艰难，精神越要上扬。所以，我在小说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盲人形象，他是张难生的艺术启蒙老师，手把手教张难生开嗓的“师傅” ，有了他那句“难生啊，唱道情的人再没有地位，也不唱那些被人逼迫着唱的曲。谴责邪恶、劝人为善、娱乐于心，一直是我们艺人的根” ，我就知道小说能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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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难忘的是，当我写到这位盲艺人为了拒绝演唱歪曲，他与乡镇地痞流氓斗智斗勇、不歇气地唱了一夜道情，唱到吐血，我完全分不清这是虚构还是现实。当写到这位盲艺人去世，无处落葬，尸身被江中的鱼群啃噬，我呜呜地哭了起来。仿佛冥冥之中，盲艺人的灵魂在大地上游荡，他永远不会死，我又听到了他那时而激越时而低徊、时而清亮时而嘶哑的嗓音，听到了“那许许多多同样优秀的、至今回响在大地上的声音” 。是的，正如文中所言“这人的声音啊，是人身上最没有富贵贫贱之分的东西吧”——或许，作家也一样，要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
原文发表于《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
延伸阅读
陈集益：僭越的战场
——评陈集益的中短篇小说
文 | 王威廉
还记得第一次读到陈集益的小说时，给我至今难忘的惊艳之感。这样说，似乎陈集益的小说用词多么华丽、情节多么跌宕，其实非也，他的小说很朴实，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但读着读着就觉得有许多事情的发生脱离了生活的逻辑，向着某个不可思议的方向执拗地冲了过去。这个过程回头再去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是浑然天成，并不是从哪个位置起忽然有了断裂。他的叙述更像是一个运动员的跳高过程，漫长的助跑，然后起跳，跨越了那道并不存在的障碍。同时，故事本身所蕴藏的苦难在这样的起跳之后，不止是一种控诉，而是具备了多重的象征与隐喻意义。
作家谢宗玉有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陈集益的小说走的虽然是荒诞的路子，但他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从写实开始。由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最后到荒诞主义。过渡得悄无声息，天衣无缝。甚至大多数读者会干脆认为他就是现实主义，他就是在描写人间这些似人非人的遭遇。事实上，由于在写作之前，陈集益到处飘泊，四方谋生，尝尽人世百味，他的确能把现实主义的细枝末节巧妙地聚拢在荒诞主义的主题之下。 ”
我不确定荒诞能否构成一种主义，但荒诞是现代主义艺术中最核心的观念，不荒诞，荒诞得不到位，荒诞得莫名其妙，都会损害作品的价值。荒诞是特别有难度的艺术形式，其边界实际上并不好拿捏。如果非要把陈集益的小说叫“先锋小说” ，其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已不是一回事。他的“先锋”不再是玄秘的语言实验，也不是吸人眼球的形式创新，而是来自对惨痛和沉重的生活经验的变形能力。他没有封闭在自我的苦难叙事当中，而是把苦难荒诞化、极致化，一个切口便能硬着脖颈走到底。我佩服这样刀刃朝着自己内心扎去的作家，在这样的作家笔下，必定不再满足于给定的公众化的“现实世界” ，他必然要创造并展现出独属于他的“现实世界”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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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文艺报》2017年1月9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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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益
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著有小说集《野猪场》《制造好人》等。曾获东吴文学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奖等。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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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转自“中华文学选刊”官方微信
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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