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薪|一套法拍房，勾起对杭州文脉的再回望( 二 ) 低薪|中薪|高薪|屯堡|古镇|近郊

当时国际上正流行“城市花园”的建筑理念，杭大新村绿树成荫，呈现出一派恬静、素雅、唯美的园林风光，曾引得居住在内的夏承焘诗兴大发，专门作词赞美自己的住处：
八月芦花作飞雪，三春柳陌有莺啼。侬家门口是西溪。无梦攀天斟北斗，笑人结网罥西施。归途襟袖任风吹。
——《浣溪沙·杭州西溪宿舍》
（注：杭大新村在1982年正式定名，之前被称为道古桥宿舍、河南宿舍等）
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大师姜亮夫与夏承焘住在同一幢楼里。姜亮夫之女姜昆武说，她的童年时代在“动”中度过，不停地跟着爸妈搬家，很少有在一个住所住满两年。直到1954年之后，一家人在杭大新村才终于“静”了下来。
“我也在这宁静的家中渐渐长大，而父亲生活的内容，基本也就是教书、看书、写书……其实家里并不‘静’，经常宾朋满座，师友论学、学生问业。他的生活有序而丰富，但无不与书有关，无不置情于学。”
姜亮夫一家住在杭大新村4幢3号，三室一厅，朝北的一个小房间是姜亮夫的卧室兼工作室。在姜昆武的记忆中，父亲的房间实在太小了：十平方米、三书架，一床，睡觉占三分之二，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其他呢？饭后吃剩的菜碗、茶杯、水瓶、糖罐、饼干盒……而最多的是药瓶。
姜亮夫一生从事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于楚辞学与敦煌学用力尤深。他身后留下了文集皇皇二十四卷，共1250万字。其中大部分的学术著作，发表于他五六十岁以后，即来到杭州大学教书后的最后几十年。
住在杭大新村的这些先生们，生活和工作习惯上有些相似之处。比如一坐在书桌前，就废寝忘食、挑灯夜战。
20世纪70年代，姜亮夫躲进小屋，日日伏案补写散落了四分之一手稿的《楚辞通故》。书籍杂乱地堆放于书架上、床上、床下，查找起来十分吃力。由于高度近视，姜亮夫的眼镜片就像酒瓶的底一般厚，看书时脸紧贴着书页，几乎是“闻着”看的，长期伏案，背已经佝偻。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楚辞通故》完成后，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蒋礼鸿也是如此手不释卷。“早饭后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早年间，连散步都不愿去，觉得浪费时间。”蒋遂说。
汤洵说，有时在小区内见到诸位先生，仅一声问候、一个招呼便匆匆别过，不是他们无情、无礼，实在是先生们已没有时间可供浪费。“许多中断了的研究需继续，许多未完成的书稿要完成，许多研究生需考虑如何精心培育。”
(小标题)爱生如爱子
当年，“群星闪耀”的老杭大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流传着“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的说法。
汤洵1962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就是奔着大师们去的。而那时候的大学生，业余生活也绝大多数和老师们相关。杭大新村流传着许多“程门立雪”“半夜传衣”的师生佳话。
“我读书时，每逢周末，或回家、或与同学结伴外出……都在杭大新村近旁，望着树木葱郁的小区，远远望见在绿荫中偶露一角的教授楼，都会被小区内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镇服，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汤洵说。
蒋遂说，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来家里找父亲。本科生相对来说，怯一点，硕士、博士，还有一些年轻老师来得多，谈的都是学业。他当时小，听不大懂，只记得父亲能解答的就解答，也有解答不了的时候，父亲就直接说，这个还不知道。等事后查阅了资料，会再告知对方。
在蒋遂看来，住在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彼此照应，不仅学术上相互切磋，情感上也很融洽。20世纪60年代，蒋礼鸿夫妇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农村，蒋遂就被托付到蒋祖怡、任铭善两位先生家中。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吃饭，还睡在他家。”蒋遂说，由于食物不充足，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把几个孩子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有趣的是蒋先生家里还挂了一幅字：“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食此物。”他还在任铭善先生家里搭过伙，但任先生吃饭的时候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他的碗里夹几筷子菜。
任铭善之子任平曾在夏承焘家中“搭伙”吃饭，听先生说文学、谈艺术，耳濡目染一位智慧者的风采。因为夏承焘是任铭善的老师，任平就尊称夏承焘为“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