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薪|一套法拍房，勾起对杭州文脉的再回望( 三 ) 低薪|中薪|高薪|屯堡|古镇|近郊

“那些日子‘饭来张口’固然很方便很惬意，但更让我感到惬意的是与夏先生的交谈。他知道和我这样的小孩子谈学术我也不懂，但他还是把我看得比一般孩子要‘有文化’一点，这让我很高兴。”任平说。
夏承焘对学术问题的精见与宏论，大都在他与研究生交谈中流露。任平虽然在边上听，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当时在他门下的研究生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
任平读博士时，拜入姜亮夫门下。“姜先生几乎是‘寓教于乐’。”任平说，他大概每个月去姜先生家里一次。每次上课，姜先生都视为尽兴畅谈回忆过去的好机会，他会说起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以及曾求教的章太炎等，从生活琐事的娓娓道来，自然点出了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和一代风范。“这种教导在当时是多么先进。”
(小标题)稚童与先生
对于蒋遂这样在杭大新村长大的孩子而言，这里无疑是孩童的乐园。在蒋遂跟随父母刚刚搬进杭大新村的时候，杭大新村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游乐场。
杭大新村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筑窝，哺育幼鸟。蒋遂记得，到了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院子里飞，孩子们捉上一只放在瓶子里，父母就会趁机讲“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的故事。
“一生中，我最快乐的时光，都洒落在杭大新村。”胡大苏说，当时，一起长大的“小伢儿们”会不约而聚至林子里，在树上攀爬、过家家、聊天。夏日晚上，则卷着芦席，到大草坪乘凉、讲故事、打虎跳、翻跟斗。“我家有五兄妹，父母又好客，经常孩子们嬉戏打闹，从我家前门冲进，后门窜出……”
这些孩童们与众多学界泰斗为邻，见证了先生们在书房里治学，在客厅内论道，在自家庭院中侍弄花草。当时的孩童们只知道他们是长辈、是大学教师，并不知这些大师们有多么声名显赫，在他们稚嫩的眼中，大先生和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衣着简朴，经常是一身灰色或者青色的中山装。比如姜亮夫，“就是一个夏天还要戴口罩的怪老头儿”，比如不苟言笑的蒋礼鸿，调皮捣蛋的娃娃会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谁家的花儿长得好，孩子们会去讨要；谁家的蔬菜丰收了，邻居家的碗里也会有……
后来，岁月流逝，大师们驾鹤仙去。
到了2000年，不少居住在杭大新村的教职工陆续搬出，杭大新村便渐渐冷清下来。
2008年，杭大新村23幢、24幢被评定为杭州第四批历史建筑。在这两幢小楼一侧立起了一块石碑：杭大新村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的公寓式住宅，反映近代建筑演进的历史脉络。
杭大新村作为文化地标和历史建筑，如何留存与保护，成了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如果能把这批房屋修葺加固，开辟成名人故居陈列馆，把先生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集中存放展示，供人参观、学习，不是绝好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吗？”汤洵说，这里曾经居住过各学科、各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尤其夏承焘、姜亮夫等先生住过的“教授楼”，虽然建造年代最早，但质量最好。至今除门窗略见破损、屋顶尚须加瓦外，其外墙屋架及内部格局均保存完好，甚至走在小区里，依然能感受到建筑的优雅。
“城市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传承也在呼唤，无形的遗产失去了就不可再生啊。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教授埋在心底的乡愁和留给这个城市的最后心愿吧。”汤洵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