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 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 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 哲学家本 。

13、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 进而能够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 。
”7 这也就是说, 一方面, 没有合适的环境, 哲学的天赋就不会生长;
另一方面, 即使是长成了, 也难以发挥作用 。
不仅如此, 柏拉图还认为, 如果环境不好, 不仅少数有天赋的人成不了哲学家, 还会使哲学的“领地”被庸人所占据, 从而使哲学的本性变坏 。
对此, 柏拉图进一步指出: 既然环境对哲人有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 所谓哲学家的“无用”之说, 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 而在于哲学家不为人所用 。
社会环境不好, 哲人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
如果说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还有些“羞羞答答”, 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就“直接”了许多 。
在哲学史讲 。

14、演录中, 黑格尔就明确论述了哲学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
他认为, 既然哲学以普遍的存在为对象, 那么哲学要把握这普遍的对象, 就要求主体的独立和自由, 特别是思想的独立和自由: 一方面, 人要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主体;
另一方面, 人要从社会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
考察人类历史, 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 才有可能产生哲学思想 。
因此, 真正的哲学始自西方, 确切地说是始自希腊;
而在东方, 比如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度中, 因只有一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 , 因此东方没有哲学, 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隶属于哲学史 。
由此而言,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即哲学把 。

15、握的是普遍性的对象, 因而哲人须独立、自主和自由, 还是根据斯特劳斯的观点, 即因哲学的本性是癫狂、探寻和质疑, 那么势必与现行的秩序相冲突,因而哲人须温良;
这些都说明政治环境与哲学的繁荣之间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 。
其次, 从经济环境看, 哲人也是人, 首先需要生存, 才能谈及其余 。
按照哲人的“本义”, 如果哲人是一群需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追求智慧的人, 那么, 他就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
反之, 如果“哲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生存问题上, 他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追求智慧 。
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说“两难困境”, 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
在西方, 柏拉图是较早认识到哲人对 。

16、经济条件依系的思想家 。
他认为, 一个哲学家应该免除一切体力劳动, 因此哲学家就必需依靠别人创造的财富而生活 。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是不大可能有哲学家的,使得雅典人有可能研究哲学的, 乃是基于白里克里斯时代雅典的帝国主义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 。
也就是说, 精神产品的生产正如大多数物质商品的获取一样, 不能脱离经济条件 。
8亚里士多德认为, 对人而言, 幸福是最高的善, 是人的终极追求, 是行为的目的 。
而幸福就是自足, 就是无所短缺 。
那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他认为, 人有三种生活方式: 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
9 在这三种生活中, 只有思辨的生活才能够带给人完满的幸福 。
。

17、因为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 它持续得最久;
同时思辨活动也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指以其自身而被选择, 是无待而在、不感匮乏, 它使生活变得愉快 。
在这种意义上, 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 。
既然幸福就是自足, 而思辨享有最大的自足, 那么, 思辨越多的人, 所享有的幸福就越大 。
但是, 自足的思辨生活并非完全就是“无待”的 。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方面,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 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 思辨的生活还需要多重的外部条件 。
当然,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 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幸福指数就越高;
反之, 他认为过度的需求 。

18、带不来相应的自足感, 若只有一个中等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 人就完全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 。
因此, 幸福就是具有中等水平的外部供应, 过着节俭的生活, 却做着高尚的事情 。
黑格尔十分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但他比亚里士多德站得更高, 并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文明发展的阶段来认识 。
他认为,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 才会有哲学的产生 。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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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生活|生活中的哲学现象(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