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清明团子与日本和菓子谁又比谁更地道？( 三 ) ◎魏水华油绿如玉、绵软糯韧

剔除所有动物皮胶熬制的凝冻，改用石花菜提炼的琼脂，只保留嫩滑的口感，比如既不见羊肉、也吃不出羊味的羊羹、水羊羹，以及颜值一流，入口宛若无物的水信玄饼。
剔除所有肉类馅料，加入用盐腌渍的花朵、叶片调味，比如柏饼、樱饼、草饼、萩饼这些以花叶搭配糯米团子、颜值一绝的品类。
剔除所有不易得的材料，比如原产于中国西域、喜好干旱和日晒环境的枣子——传统中式点心中最常见的馅料枣泥，在和菓子里几乎绝迹，原因正是日本多山、湿润的海岛气候极不利于大枣种植。
在日语里， “枣”的发音natsume ，和姓氏“夏目”一样。日本姓氏起源很晚，是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现代化制度的需要，强行要求平民阶层启用姓氏。所以日本姓氏往往是“就地取材” ，家里有什么、住在哪里，就拿来当姓。因此，夏目作为在日本排名1003位的小众姓氏，足见枣子在日本的稀缺——这也是白居易笔下的“寒食枣团” ，最终没能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原因。
做了这些减法之后，日本人发现，原本丰富多元、荤素兼备的中式糕团，变得单调无比，仿佛只有糯米团子唱主角。
但中国又为日本送去了另一件大礼——糖，彻底改变了日本和菓子的大历史。
妙用
红豆泥为和菓子添香增色
公元649年，玄奘西游回到长安第三年，对《大唐西域记》里天竺佛国充满兴趣的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一个名叫王玄策的人，以唐帝国官方使节的身份出访印度。
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未见于二十四史的王玄策，在名将如云的盛唐时期只是个小人物。但有趣的是，他碰上了天竺国内乱，国王去世，权臣篡位，对大唐使节不礼。一怒之下，王玄策向吐蕃和泥婆罗（尼泊尔）借兵八千，攻破曲女城，活捉篡位的权臣押解回长安。
与王玄策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大量印度工匠。他们带来了一种奇特的甘蔗深加工技术：榨汁、熬煮、浓缩、结晶。李世民品尝后，认为这种甘蔗制品“硬如石，甜如蜜” ，美味异常，赐名“石蜜” ，并下令在江浙地区广泛种植甘蔗。
就像蝴蝶效应一般，万里之外印度次大陆的一场战争，影响了其后千年日本和菓子的进程。
754年，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除了带去大量经卷、药材、设备之外，还给日本天皇带去了一些块状的“石蜜” 。
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只是结晶不彻底的红糖或黑砂糖，但从未尝过此味的孝谦天皇惊为天物。不过，因为日本本州纬度基本相当于中国长江以北，很难种植甘蔗，抱着提高使用效率、增加使用范围的目的，厨师们在红糖里加入了一种颜色近似的添加物：红豆泥。
红小豆是日本古代常见的食物，这种生长在丘陵山区，对土地要求不高的豆类，虽然口味不佳，但却有相当大比例的直链淀粉，饱腹感强，顶饥。而在中国，这种豆类却并不流行。王维的传世名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其实说的是南方生长的不能食用的相思子；晚唐李匡乂《资暇集》第一次出现了“红豆”词条，但释义里却混淆了相思子和海红豆的特征；一直到《本草纲目》成书的明中叶，李时珍甚至还没分清楚有毒的相思子、微毒的海红豆和无毒的红小豆之间的区别。
可见，中国人开始食用红豆，已经是很晚的事情。
但日本人却创造性地用红糖彻底改变了红豆不佳的口味：红豆的直链淀粉磨碎后，为红糖增添了细腻丰实的口感；红豆泥的加入，又有效降低了甜度，让更多人能够接受这种食物。
再后来，甜美的红豆泥，被加入了各种“和菓子”中，比如包进面饼皮里做成香软的铜锣烧、鲷鱼烧，掺入琼脂里做成模仿羊血、羊肝膏外形的羊羹。
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人还以甜红豆泥为馅，包进面皮里，模仿中国的肉馒头，也做出一种名为“馒头”的和菓子——著名的红豆馒头。
并蒂
当代中国糕团做得越来越像和菓子
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海军日益强盛，其势力范围向南触达琉球群岛。对日本来说，南方星罗棋布的小岛，除了可资殖民之外，还出产本土四岛没有的各种物资，比如甘蔗。
大量来自琉球的蔗糖，就此源源不断地向日本本土输送，让甜蜜的和菓子走入越来越多的平民家庭。
与此同时，江户幕府与天皇也在各个方面暗暗较劲。身在江户的幕府将军，与身在京都的天皇，分别有其拥趸，最终成就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