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污名化而遭埋没的名将王越，实为明朝文官领军的杰出典范( 六 ) 在明朝的开国之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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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往往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靠想象就能成为名将的，好像就一个赵括
正是有这样心路历程的巨大转折，使得王越殊异于大多数兼任武职的文官。尤其是体现在他不歧视武人，反而乐于与他们接近和交流，并虚心接受正确的意见，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赏罚公道。故此明军将士不但愿意为他作战，还会主动献计献策。比如在红盐池之战中，王越因遭遇恶劣天气而萌生退意，幸亏有一老卒及时阻止，才使得他没有葬送胜机：
“将至，暴风起，尘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敌不觉。还军，遇归寇，处下风。乘风击之，蔑不胜矣。 ’越遽下马拜之，擢为千户。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王越能跟普通将士打成一片，从不吝惜钱财赏赐，以至于屡屡被谏官弹劾“用财若流水” 。而对于杰出的人才，他也总是大力举荐，比如杨守随、佀钟、屠滽等成化、弘治年间的名臣，王越都当过他们的伯乐。
非常有意思的是， “三王”中另一以军功得爵新建伯，后来又成为心学祖师爷的王守仁，还是王越的超级“小迷弟” 。恰巧小王刚考中进士时正赶上老王去世，还摊上了个替后者修墓的差事，遂成一段佳话：
“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 。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附录·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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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一时豪杰的王守仁与王越自然会惺惺相惜。但可惜当年的绝大多数文官却不是啥子英雄，自然怎么看王越怎么不顺眼，逮着机会就得给他找点麻烦。
王越身上最大的污点，毫无疑问的就是所谓的“勾结阉宦” 。而他被指勾结的主要对象，就是成化年间最得宠的大宦官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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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公公其实没那么坏，相反还曾为明朝立下过不少功勋
这位汪公公吧，确实是一身的毛病。比如飞扬跋扈，比如肆意弄权，比如还残害了不少的“忠良” 。尤其是他借助西厂到处替朱见深打探大臣们的小道消息——话说那帮自号忠勤清廉的文官有几个屁股底下是干净的？于是乎纷纷被汪公公弄得灰头土脸，有不少还被抓起来打烂了屁股，这下还能不对他恨之入骨？于是纷纷摇起笔杆子把汪公公骂了个狗血喷头，使之在青史中与王振、刘瑾和魏忠贤并列为明朝四大奸宦。
但实事求是的讲，汪直并没有那么坏，相反这是个性格非常复杂、很难让人做出判断的人物。比如说汪直睚眦必报、残害忠良，那么杨继宗、秦纮曾当面得罪过他，甚至直击其痛处，但汪直却毫不介怀，反而向朱见深推荐，认为此二人乃直臣、贤臣。再比如汪公公的军事能力堪称大明宦官界的扛把子，不但曾向朱见深建议开设武举，还多次在与鞑靼、建州女真的战斗中指挥若定，取得大捷。后来文官们合起伙来忽悠朱见深，终于将汪直贬去南京御马监（王越也随之被贬往安陆州，即今湖北钟祥）。结果汪直一走，边镇就连遭大败，连大同都差点丢了。
当然这已经是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汪公公可是御前红人，在朱见深面前说一句话顶别人一百句。而王越身为一名边臣，面对复杂严酷的军事形势，最需要的就是来自后方、尤其是中枢的支持，也就是说必须找个靠得住的靠山。可他能找谁？作为一个读着圣贤书长大的文人，弄不好在王越的心里也瞧不起宦官，可是他应该很清楚——若不想突然被从边镇撤换掉、不想在前线打得正焦灼时背后再挨上一刀，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正当红的汪公公搞好关系。毕竟他不是朝中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官，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关系到无数人的生死。
就像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要不是因为巴结上了严嵩父子而受到庇护，还抗个毛线的倭寇？估计早回家啃老窝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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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老王和老胡都选择不要名声，专干实事
所以自打王越被调到了边镇，就千方百计的结交汪公公，这才有了他纵横沙场、建功立业的机会。后来虽然受到汪直的牵连倒了霉，但等到二次起复以后，王越仍执着的跟“新晋网红”李广搭上了线，这才有了直捣贺兰的一场大捷，也直接造成了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