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污名化而遭埋没的名将王越，实为明朝文官领军的杰出典范( 五 ) 在明朝的开国之战中

这一战双方累计投入兵力在10万左右，一共激战了5天。战况最激烈的一天干脆从早打到晚， “战百余合” ， “乘舆几陷”（《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二百十五》）——也就是说连受到重兵保护的小照照都差点被鞑靼人活捉，然后当成肥羊拉回家过年。
不过小照照也不白给，始终坚守不退，据说还亲自出马手刃一人。在皇帝陛下的鼓舞下，明军将士悍不畏死、拼命厮杀，最终占不到便宜的鞑靼人只好发挥特长，再度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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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逻辑，应州之战双方死伤上万人都得是保守的估计
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经文官集团的包装以后，就成了以下这副模样：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 ”（《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话说就算把这么一大堆人弄到一块安安静静的开个大会，一旦组织不好弄成了踩踏事件估计死伤都不止于此。可以说那些无耻的文官是理直气壮的将这场规模达到10万人的战役性质，定义为一场规模大了点的村民械斗或是流氓斗殴，你让朱厚照上哪儿说理去（小照照被气得罢朝10日以示抗议）？
文官诋毁应州大捷的初衷，是因为看不惯小照照这个特立独行的皇帝。王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不但以文官之身行武臣之事，成了士林中的“败类” ，而且还与宦官交好，于是屡屡被群起而攻之。只要王越打了胜仗，那些朝中的文官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把他当棉花弹，再给他的战果搞搞缩水有啥可奇怪的？就算王越交出了成千上万颗鞑靼人的脑袋，落到白纸黑字后的结果恐怕也跟朱厚照的应州大捷一样，就剩下了几十、数百颗。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武将曾砍掉过无数颗文官的脑袋，但从来没有夺走过他们手中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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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能立下如此殊勋，可真不是光凭老天爷赏饭吃。
尽管他自幼就苦读兵书，又力大擅射，确实像是个班超、陈汤式的人物，但是他的成功背后，依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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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文官领军大多是悲剧，王越是少有的例外
历史上大规模的文官取代武将行征伐戍守之事始于两宋。不过在那时候唯有“东华门外唱名方为好男儿” ，所以在两宋只要某个大才子文章能写得妙笔生花、嘴炮能打得天花乱坠，又凑巧读过几本兵书，那么基本上就算是妥妥的文武全才了，领兵打仗完全不在话下。
典型的例子就像我在上篇文章中讲到的张浚（详见《才不堪任酿成的悲剧——为什么说张浚的毁宋之“功”不亚于秦桧？》），这样的所谓“文武全才”除了祸国殃民、害人毁己外，没有丝毫用处。
而明朝则截然不同。一个文官要想领兵，必须具备起码的军事素质。比如于谦，在他还是童生时就非常热衷于钻研军事问题，而且不是像寻常书生仅满足于“熟读兵书战策” ，而是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再比如王阳明，不仅从小就兵法娴熟，而且勤练武艺，箭术比职业武官还要高明。
除了这些基本素质，明朝还特别注意对领军文官的系统性培养，王越就受益于此——在他出任三边总制之前就是先以御史的身份赴西北督查军务，然后又以襄理军务的名义随抚宁侯朱永远征塞外。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艰难与残酷，并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和领会以后，王越才有机会独当一面，最终立下赫赫战功。
故此虽然大明朝自永乐年后名将凋零，但“文帅”却能及时顶上且屡立战功，还曾使得明末抗清英雄陈子龙感慨万千：
“然英、景时则有王骥、于谦；宪、孝时则有韩雍、王越；武、世时则有王守仁、杨一清之属，大者列五等，小者拥旄节，此皆起家书生者也。 ”（《兵家言·序》）
这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有多重要？王越可是亲笔做过背书的——在回忆录《襄敏集》中他曾写到，在亲自到西北前线历练之前，其曾对从军之事有过许多想法和见解。结果真正在战场上实地走了一圈之后，王越才发现自己算是白浪费脑细胞了，那些以前想的都是些瞎扯淡的东西，在战场上除了会坏事外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