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死|追击“黑色杀手”( 二 ) 疫苗

今年我国多地出现洪灾，魏建春提示，除了关注肠道传染病外，也不能忽视炭疽，“报告发病数较多的省份有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上述地区要特别加以关注”。
魏建春同时强调，炭疽疫情一般规模不大，近年来我国最大规模的一起炭疽疫情有26个病例，“曾有报道，洪灾后暴发的炭疽疫情，规模与一般的暴发疫情相似，没有病例骤增的情况，公众不必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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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疾
相比极端天气，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就全国层面而言，更应警惕的是私自剥食病死牲畜的顽疾。
“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家畜病死后常有剥食病死畜现象，甚至有人将病死牲畜肉拿到市场上出售或给周围亲戚朋友分食，增加了炭疽传播的风险。”魏建春说，2011年辽宁省海城市发生炭疽疫情，33例皮肤炭疽病例有共同暴露来源（屠宰接触病死家畜）；2014年贵州省报告发生聚集性疫情3起，分别由剖剐或食用死马、羊引起。
在魏建春看来，除了生活方式不健康、健康素养水平低等因素外，相关补偿机制不到位也是农牧民剥食病死畜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针对病死动物的补偿机制，农牧民为减少经济损失，常将病死牛羊剥食，甚至贩卖”。一位农牧民告诉采访人员，一头成年肉牛的价格在万元左右，时机好、品质高的情况下，能卖到数万元。对于病死牲畜，虽然政府也有一定补贴，但和万元的售价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如何健全补偿机制？专家表示，可考虑让保险补偿机制介入，对于因传染病死亡的牲畜，尤其是大型牲畜，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由商业保险另行补偿。
另外，如何处理因炭疽死亡的病畜尸体，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位基层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采访人员，炭疽菌在有氧条件下会形成芽孢，因此无论对动物炭疽的检验还是人的样本检验，都严禁解剖取样，以防止出现大量血液污染环境。死于炭疽的人类尸体和畜尸应完整地火化处理，患者的废弃物品也要尽可能彻底焚毁。若死于炭疽的动物已被宰杀，则须将畜尸的剩余部分尽可能地搜集完整并焚毁。被污染的环境、土壤和不能焚毁的物品，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毒。
“那么大的一头牛要完整地火化，是需要专业设备的。”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由于不具备焚烧的条件，将死于炭疽的家畜尸体用生石灰掩埋，这种措施的效果有待评估；部分省市从国外购置了专业焚烧设备，但由于成本较高，面临后期运维压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出台统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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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动物炭疽是人间炭疽的源头，对家畜接种炭疽疫苗是防止畜间和人间炭疽最根本的手段。然而，我国农牧区家畜炭疽疫苗接种还没打通“最后一公里”。
与人用疫苗相同，兽用疫苗也存在接种异常反应。相关专家表示，不同的是，人用疫苗的接种异常反应率要求极为严格，须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兽用疫苗就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动物接种异常反应风险大，导致动物接种后个别非正常死亡。因此，虽然兽用炭疽疫苗价格低廉，但牧民仍因害怕承担牲畜死亡的经济损失而不愿给牲畜接种。
为提高兽用炭疽疫苗接种率，专家建议，首先，要引入保险补偿机制，同时简化补偿手续。目前，部分地区已经有类似的保险补偿机制，但手续较为烦琐，赔付周期较长。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宣教，让牧区和农村居民了解家畜接种炭疽疫苗的意义，缓解农牧民对兽用疫苗的抵触情绪。“兽用疫苗种类多，牧民往往搞不清楚打的是哪种，预防的是什么病，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对牧民的宣教。”
另一方面，人用炭疽疫苗是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应急接种疫苗，未在人群中普遍使用，只有在发生炭疽可能会导致该病暴发流行时，有关部门评估后才会组织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应急接种。
除上述原因，人用炭疽疫苗的接种方式，也令其接受度不高。
人用炭疽疫苗的全称是“皮上划痕炭疽活疫苗”。这种疫苗并不是常规的以注射或者口服的方式进行接种，而是使用皮上划痕的方式。接种时，于上臂外侧上部用75%乙醇棉球消毒皮肤后滴疫苗2滴，相距3～4厘米，持消毒划痕针在每滴疫苗处作“#”字划痕，每条痕长约1～1.5厘米，以划破表皮微见间断小血点为度。虽然创口极小，但相比注射等方式，这种有创伤的接种方式不太被人接受。
此外，人用炭疽疫苗的免疫保护期短，一般在一年左右，需要反复接种，对受种者的依从性有较高要求。相关专家表示，我国具备人用炭疽疫苗的国家储备，但疫苗接种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病例为皮肤炭疽，且经调查感染途径明确，污染环境已经无害化处理，受污染或受威胁的接触者都已接受有效的医学监控，则无须进行人的疫苗接种，否则，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给感染病例的判断带来混杂，出现偶发副反应病例。而采取环丙沙星等特效药用于暴露人群的预防性服药，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病例发生，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