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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急性发作时,患者会立即进入呼吸困难和气短胸闷的症状,血氧含量大幅降低,危及生命,因此患者被称为“蓝嘴唇”。患者的日常状态始终伴随着乏力,胸痛,心悸,头晕等症状,有人需要带着氧气管入眠,患者生存期平均为2.8年。
不幸中的万幸是,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已经相对成熟,多种药物被引进中国。“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位列《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接受靶向药物,患者五年的生存率可以从20%提高到70%,效果立竿见影。刘正任坚持服药,使自己有了接受手术的机会,生命质量大为提高。
但伴随新生希望到来的,是难以负荷的费用。刘正任为了治病卖掉房子,最窘迫的时候她身上只剩下7毛钱,做完手术后,她实在吃不起药,缠着手术绷带在家里哭。第二天她抹干眼泪,继续跑医保去了。
刚生病的时候,刘正任感到孤立无援,她本能地去寻找同样罕见的病友。那时微信刚刚流行,她组建起了贵州的肺动脉高压社群。群里的人越拉越多,表示吃不上药的病友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国内药物进展的积极信号也不断释放——药物上市,且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国家有政策了。下一步,地方要根据国家目录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政策方案,如果地方政策不落地,患者还是没办法在买到相对便宜的药。
于是,这个本来只是为了“取暖”的群,开始有了更大的“抱团”使命。刘正任从里面找到积极活跃的贵州病友,他们表示愿意多付出一点,组成了六人的医保核心组。在罕见病患者看来,药物能进医保是一件幸运且抽象的事情,但是刘正任想通过“螺旋上升”式的沟通,探寻医保系统的逻辑,并发掘肺动脉高压与它的交叉点。
被万分之一概率选中的罕见病患者都在面临着100%的苦难,等药救命的人排起长队。“资金就那么一点,有那么多罕见病,你告诉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给到你们呢”,这是刘正任在跑医保时,医保局领导当面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像很多患者一样,刘正任被问住了。罕见病药品能否进医保背后是一场关于公共卫生伦理的讨论,折射出“多数”与“少数”两难,公平与效率之争“你说你穷,有比你更穷的,你说你惨,有比你更惨的,那为什么是我们呢?”
下一次再过去的时候,她带上了答案:一是国内药物多,可供选择的空间大;二是药物效果好,持续服药的患者,甚至可以走上工作岗位。这意味着,肺动脉高压药物可以将医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可以最大效率减轻社会负担,成为肺动脉高压这个小群体和大社会的双赢点。
不同的患者纷至沓来,带着新回答和新诉求,又提出新的问题。每一两个月,他们就会去一次医保局。有的患者“跋山涉水”去到医保局,从大山里的农村坐三轮车出发,再辗转面包车、公交车和火车才达到省会贵阳,这对他们的病情是一个严峻考验。
到后来,跑医保的患者群体本身成为一种动人的表达。一位患者是由家属背着上到了医保局的5层楼,后来她离开了。刘正任对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一个月前来这里的大姐,过个马路就花了半个小时,但是今天她也已经离开”。而刘正任持续服药,做手术后挺到了现在,成为活生生的药效案例。医保核心六人组,只剩下三人。接二连三的生命陨落,像催促的鼓点,重重落在所有人的心里。
拜访医保局的空隙,刘正任和病友会穿插进行电话拜访,医保谈判快结束时,每周要打两三次电话。他们希望通过紧密而有序的沟通节奏,不断提升这个小众群体的“存在感”。详尽的准备工作在背后支撑着患者的医保沟通进程。他们统计了贵州肺动脉高压患病人数、用药情况、手术情况及相关费用,并描述了贵州乃至全国和世界的患者生存状况,制成文档以供医保局参考。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他们拍摄了一部肺动脉高压科普视频。
除了医保局,刘正任坚持与医院积极沟通。为了“名正言顺”,她经常去找医生挂号看病,混个脸熟,借机递去寥寥几句,逢年过节在微信上发去问候。医生是看得到肺动脉高压患者病痛的人,他见证了在药物和手术干预下,刘正任病情从危重到稳定,药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来二去,刘正任跟医生的沟通慢慢顺畅。后来,刘正任才听说,这位医生是人大代表,有了前面的铺垫,医生为贵州患者写提案,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2020年元旦后,贵州省成为了全国少数几个将“肺动脉高压”药物纳入医保特殊清单的省份,且四种靶向药一次性纳入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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