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思想（9）：黄克剑( 八 ) 赏析|参赛|王雷|中国|设计

然而细究起来，那被作“自然”了解的“天”在孔子这里无宁是某种至高而默行的德性的隐喻，而那被认为有人（神）格意志贯于其中的“天”，除开用来烘托发自孔子内心的“德”、“文”信念外，并没有被以“天”说“德”、以“天”说“文”者赋予其更多的性态。“天”在孔子的领悟中或只是一种“道”（所谓“天道”），倘借用西人海德格尔的用语，则可说它是生机盎发的“存在”而非呆定的“存在物”，不过海德格尔的“存在”没有“道”的导引意味，也并不像孔子的“天”那样启示一种德性价值。
今人或把它置于“自然”的视野中看到其类于“自然”的一面，或把它置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视野看到其类于神意的一面，而被孔子言说的“天”却既非感性的物质自然，也非可指陈的为人所拟想的神灵。“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等所以难得一闻孔子对“性与天道”的论说，不是孔子以“性与天道”不足道，而是因着孔子为了避免其弟子们由于这类本当“默而识之”的理境的被言说而产生对言说的执著。
孔子的学说立于“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那个“仁”，而这不远乎人的“仁”却又是可以高到任何经验的个人都不能全然企及的人格境界，因此连孔子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孔子从“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处指点“仁”，是要让每个个人切己体证“仁”对于人说来的内在性；孔子从“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处指点“仁”，则是要让每个人超越一己之经验去祈想那作为“仁”之极境的“天道”。
“天道”之“天”与“为仁由己”的一己之“人”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张力倘用新儒家学者熊十力从扬雄那里引来又经心作了修改的话来说，即是所谓“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而孔子则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了“人”（“性”）对于“天”（“天道”）的圆成的当有担待，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礼记·中庸》有谓：“天命之谓性”。与《中庸》立论的切入点略异，孟子对性与天道的契接存另一种见地，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前者是从“天”说到“人”，从“天”之所“命”（所禀，所赋予）说到人“性”之端倪，倘换句话说，此所谓则正可谓“人不天不因”——人没有了天之所禀人也便没有了人成其为人的本初之原由。
后者是从“人”说到“天”，从“人”之“心”、“性”说到“天道”，如果也换句话说，此所谓又正可谓“天不人不成”——“天道”不在人的“尽心”、“知性”的修为之外，它只是因着人从“可欲之谓善”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的心性修为才得以圆成。
孔子立教，性与天道浑整而不可剖判，《中庸》、《孟子》所言皆孔门之义，唯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说更能体现孔子“人能弘道”之旨而足以提挈儒学之大端。以“孔孟之道”称述儒家义理是贴切的；此“道”亦天道亦人道、亦人道亦天道，其“天”是究于天人之际的不离“人”的“天”，其“人”亦是究于天人之际的不离“天”之“人”。墨者非难儒家“以天为不明”，原是囿于实体化了的“天”对人的单向度的俯瞰，
相形之下，儒家以“天”明“人”（以“天”之所禀说人性之端倪与人性之当然）而又以“人”明“天”（由人的“尽心”、“知性”以“知天”）才是真正对“天”有所“明”。如同墨家的终极眷注尽系于实体化——因而也是完成态、离人而独立——的“天”，儒家的终极眷注却引发于“天”、“人”张力下的“天”而“心”、“性”，“心”、“性”而“天”。而种教化皆究元于“天道”，两种教化又从各自所领有的“天道”信念处分道扬镳。
五、余论
1．战国末年墨学式微，此后“天”、“鬼”之说再也不曾在中国学术中获得“显学”的地位。但“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以至所谓“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下》）诸观念却日久天长地淹留于民间，成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心理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