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他的心在田野——缅怀我的老师刘绪先生( 二 )

发掘显示，东先贤遗址包含了商代中期到晚期的遗存，为“祖乙迁邢”的说法提供了年代上的证据，我们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跟随刘绪老师读完硕士、博士，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离北大不远，所以经常回学校和刘老师聊天。到了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时候，北大西门外还有一些小饭店，经常是师徒二人一人一碗面，后来也常去校内的畅春园食堂和勺园。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谈考古新发现，有时谈我的工作生活。他也经常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或新发现的问题，嘱我回去仔细整理写出论文。
2019年9月，刘绪老师确诊肺癌。我只在他第一次化疗之后的某一天，得以陪床一日。上午输液，刘老师闭目养神，偶尔谈话，主要讲的是前段时间考察几处考古工地的情况。住院之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考古发掘现场，那时他的胸部已偶尔疼痛，但他依旧没有离开工地。近来我时常想，如果他提早一点去医院治疗，这个病能不能治愈呢？毕竟，我认识好几位肺癌患者，后来都痊愈了。
那天下午，他专门谈了三代都邑考古问题，指出种种现象和变化，命我回去整理成文。他还告诉我，趁着化疗之前的几天时间，他在病床上赶出了一篇序文，“已经答应人家了，化疗以后不知道啥情况，耽误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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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刘绪老师常说，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根，也是考古学的生命力所在，不做田野就成不了真正的考古学家。50年来，全国很多考古工地，都留下了他瘦削的身影。
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读本科时，刘绪老师就参加了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他当年的工作日记和探访记录如今就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陈列着，这是对考古学家最好的纪念。本科毕业后，他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又参与发掘了大同方山永固陵、夏县东下冯、沁水下川等遗址。
1980年，他考取邹衡先生的研究生，回到北大，从此之后，几乎每年都跑田野，多则半年，少则几个月。
入学不久，邹衡先生便派他去山西曲村参加发掘。留校工作后，他又以辅导老师的身份，在曲村遗址带学生实习。曲村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考古遗址，前前后后将近20年，正是在曲村，他培养了一批从事田野考古的学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绪老师开始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这是一处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也是邹衡先生拼命保护下来的遗址。多年的发掘工作，使他对琉璃河遗址充满感情。2018年，琉璃河考古重新开展，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前往琉璃河工地，一方面指导新的发掘，一方面整理发掘资料。在罹患重病的最后两年里，他利用放疗化疗间隙，完成了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掘报告的初稿。2021年12月19日，刘绪老师去世两个多月后，在电视台的一个直播节目中，几代考古人回忆起刘绪老师在琉璃河的考古活动，与他共事多年的北京考古所赵福生先生泪洒直播间。
从20世纪末开始，因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需要，刘绪老师又先后参与了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的发掘。2012年退休时，他以为田野工作会减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会变多，计划将自己多年考古的认识进行系统整理。但是，每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们带队田野实习，总是希望刘老师能去做辅导教学。有他在工地上，他们心里才踏实。地方上的考古队同人，听说刘老师退休了，也纷纷在工地发掘或整理期间，请他去指导。如此一来，原本的退休计划很快就泡了汤，他仍然奔波于考古工地，甚至比以前还要忙。
刘绪老师早年的生活很艰苦，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胃病。20世纪70年代在发掘方山永固陵期间，就曾病倒在工地上。在天马—曲村、琉璃河、周公庙等考古工地上，他也不止一次生病。只要身体稍好，他就立刻回到工地，辅导学生，解难答疑。
刘绪老师说，这么多年，只有一次，他动摇过。那是在曲村考古工地，徐天进老师正在发掘的墓葬突然塌方，徐老师被深埋在地下，20多分钟后才被抢救出来送往医院。刘老师当时情绪低落，在回宿舍取徐老师的换洗衣物时，脑子里闪现过退出的念头。徐老师获救后，刘老师又和过去一样投入田野工作之中。
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使得刘绪老师对田野考古现象的判断准确率非常高。按照他的指导进行发掘，通常不会造成发掘破坏。他也熟稔相关考古资料，对新材料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准确深刻。在考察发掘现场，他会把自己的看法无私地告诉工地负责人，帮助他们分析资料，解决难题，顺利地编写考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