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他的心在田野——缅怀我的老师刘绪先生( 四 )

刘绪老师一贯主张，从事三代考古一定要夏商周贯通，才能看清楚一些问题。在《谈一个与早期文明有关的问题》中，他对周代以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进行了梳理，从一个长时段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一次示范性研究。在专注夏商周的同时，他认为还有必要上联新石器时代、下接秦汉。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在回忆刘老师的文章中谈到“刘绪先生专业是夏商周考古，却对新石器、秦汉熟稔在心”，可谓知音之论。
刘绪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晋文化》《夏商周考古探研》《夏商周考古》三部著作，还有他参加编写的关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周原遗址、琉璃河遗址等考古报告，这些都是夏商周考古学的宝贵财富。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哀悼刘绪老师的挽联概括得很恰当：
学如海、术比地、教似天，终生耕耘为考古；
夏文化、商文明、周王朝，一心探研修国史。
四
刘绪老师在北京大学工作近40年，教书育人，重在言传身教，有口皆碑。他常说“本人生性保守，凡讲课必须备有讲稿，这样心里才比较踏实”。他的讲稿，几乎年年都会增补新的内容。他的课，全面、系统而有深度，听讲者无不收获满满。他讲课时，与平时谈话稍有不同，声音抑扬顿挫，表情到位，声情并茂，颇受学生欢迎，每每有外校学生慕名前来旁听。
刘绪老师性格温和，待人随和，颇易接触。无论在田野，还是在燕园课堂，学生们有学术或者生活上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他也尽量抽出时间一一接待。在退休之前，他的办公室在博物馆209室，经常有学生前来咨询，谈完事，他还要亲自把来访者送出办公室，挥手告别。
他的心中经常挂念学生，不仅是在校生，也包括毕业多年的学生。在生病治疗的两年里，他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偶然发现过去学生考古实习的资料，就拍个照发给他们，留作纪念。每个收到照片的同学，都会感到无限温暖。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比较紧张，他比我还焦急。我工作多年都没有买房，他又是很着急，甚至要借我一部分钱作首付款。在我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刘绪老师都为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愿意麻烦别人。在生病住院期间，他总是以各种理由劝阻朋友、学生们的探视。偶尔有人来探视，他常常因为无法亲自送客而满脸歉意。
刘绪老师不止一次说，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是要特别感谢他的恩师邹衡先生。在曲村工地，从考古发掘到室内整理的各个环节，邹衡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辅导他。邹衡先生被誉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在学界，他的要求严格也是出了名的，正是如此，刘老师的考古学研究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刘老师也被誉为邹门弟子中，深得邹衡先生真传的学者。
刘绪老师一生恪守尊师重道的传统，对邹衡先生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之情。20世纪80年代后期，邹衡先生到曲村工地库房整理资料。夏天酷热难耐，因经费紧张，邹衡先生嫌电扇太贵，不同意买。有一次，刘老师去西安出差，看到有稍微便宜的电扇，就自费买了一个，从西安背回了曲村，安放在邹衡先生整理资料的库房里。在80年代至90年代，刘老师还协助邹衡先生完成了《天马—曲村》考古报告的编写，并执笔完成了周代居址部分。邹衡先生去世后，刘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若不从先生学，无先生培育与提携，当然也无今日之我。如果说自己专业有所长进，学业感觉充实，则首先有赖于先生，得益于先生，对此我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刘绪老师对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怀有同样的敬重之情。退休之后，他接受了整理苏秉琦先生讲义、遗稿的工作。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他认真细致地整理一包一包的材料，出版了苏秉琦先生遗稿《战国秦汉考古》《另一个三叠层》。他说：“苏先生是我的老师，整理苏先生的遗稿，我责无旁贷。”
刘绪老师性格平和，与人为善，但内心也有刚正的一面。他曾对我讲过某单位评聘博导，连续两年邀请他为外审专家，评审的都是同一位学者。他认为这是一位当前非常活跃、卓有成就的学者，不仅在该单位，即便在国内，也是专业内的佼佼者，晋升应无问题，就很认真地填写了推荐意见。可惜连续两年，这位学者都名落孙山。他感到事情很奇怪，也很生气。第三年，当该单位又联系他做外审专家时，刘老师没有答应。他说，这样的评审明显跟学术无关，我可不愿意配合他们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