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110年前的2月12日，民国开始( 二 )

庄秋水：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什么当时改用阳历年？就是我们要跟世界对接。包括晚清使节出使去国外，没法跟别人的时间对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上海海关开始，在近代引入了新的时间概念。纪年改变好像有点“时间开始了”的感觉，我们进入现代了。
杨早：我们研究历史的，看书上写到的任何一个日期，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阴历还是阳历？尤其是清末民初，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就得通过前后文来判断，相当麻烦。
关于使用阳历，民元前后大家基本上有共识，连清廷都愿意用阳历，虽然不乏反对者。而从什么时候开始纪年呢？清朝一定还是叫宣统三年；如果用章太炎的说法，那就是黄帝四千六百九年；如果用康有为的说法，就是“孔子降生2489年”。最后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团表决通过使用阳历，称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这就是时间的改变。时间对当时人影响太大了，出现各种问题。包括我在《元周记》里也写到，武昌那些公务员，新历的5月5日他们偷偷放假，后来被别人查处了。到旧历的五月初五又放一天假，一年过两次端午节。
三百年来，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自由
杨早：第二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身体，也就是刚才说的剪辫问题。剪辫子说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复杂，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别讲究礼仪和符号化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比如说在座各位，现在还在正月，谁去理发了吗？谁家有舅舅敢去理发的吗？你可以不在乎，但是舅舅很在乎。
庄秋水：北方特别讲究正月不能理发，一理发就死舅舅。
杨早：我前两天去理发，特别好约，以前约不到的师傅都随便约。礼仪看上去没那么重要，比如过年回家，说起来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返乡，但是一旦真要“就地过年”，很多人还是会心中非常歉然，因为回乡过年是一个强大的民俗习惯。头发也是这样，一开始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剪着剪着，到了二百多年之后，就变成让我剪我都不愿意剪了。
庄秋水：当时清朝入关的时候，在江南激起巨大的反抗，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多尔衮下的薙发令。当时很多江南士族没法接受这个事情——我可以投降，但是你让我剃头不行。
杨早：有好几个县已经投降大清了，但是一听说要剃发又不干了。因此身体对一个人的选择影响，那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最近在说另外一个道理，其实我们要这么看，从二百多年前清军入关时候“留发不留头”，到1912年剪辫令——其实这条命令并没有真正那么严格。像杭州很典型，杭州下达剃发令，说旧历年前必须都剃掉。结果呢，像鲁迅小说《风波》里七斤那样的农民就不敢进城了，进城就要被剪头发，在乡下还好。他们不进城，后果是什么？杭州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杭州所有的垃圾运不出去，粪便也运不出去，就完蛋了。在这种逼迫下，军政府也不得不改口表示，“那好吧，这个剪发令推迟到年后吧”——这就说明剪辫令在推行过程中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了。这个过程说明什么？说明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还是在往自由的路上走，还是会越来越自由。
但是其实中间会有反复。比如在上世经70年代，那个时候走在成都的街头会被剪裤子的——一旦看谁的裤子过宽，直接上去就剪掉，而且剪得很深，搞得那些女孩没办法，在街边哭。
庄秋水：剪的人是谁？
杨早：就是一帮义愤的群众，觉得你这样有损市容，所以要剪。很多女孩就只能拿手绢把它绑好，赶快回家换裤子。那时候出现这种笑话。
总的来说，这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包括对身体的处置，还是往自由的方向在转型。我们想染发就染发，想挑染就挑染，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在走向进步。身体的问题跟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有没有信心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才彻底消除裹脚陋俗
杨早：但是民国元年有一件事没能反掉，那就是裹脚。这一点是不是说明，男的身体改变比女的改变要容易？
庄秋水：其实在1904年还是哪一年，慈禧太后已经下令了，要求废除这个。
杨早：满清是一直不裹脚的，满人不裹脚。
庄秋水：他们入关的时候就反对裹脚，后来发觉禁不了。跟后来要求剪发一下剪不掉一样，也就承认了——我们满族人不裹脚，你们汉族人要裹脚随你们便了。
杨早：当时裹脚还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气节的象征，有一句话叫“男降女不降”，就是男人没办法，要穿清朝的衣服，要梳辫子；女性服装不变，裹脚不变——汉族妇女的自我伤残，还变成一件好事。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