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110年前的2月12日，民国开始( 四 )

1912年，看上去好像很远，已经110年了。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这些问题到现在解决了吗？我觉得我们还在路上，还在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现在确实可以发型自由、穿衣自由，但是在观念上，我们能不能自觉地去呈现自己对社会改良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能不能体现在实践中？我和秋水都很看重教育，我们怎样能够通过教育去让中国下一代的观念有所转变，而不是教育只是教知识，让下一代观念依旧。
对于历史整体关照而言，“常”比“变”更加有用
庄秋水：1912年3月5日，当时的《时报》对于新旧的快速变化有一个总结，它说：“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这篇文章名字就叫《新陈代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史料。
感觉仿佛新旧一夜间，而事实上，很多东西的变革已经持续了很久。比如1912年秋天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共和国教科书》，那套书其实从废科举、推行新教育体制之后就一直在编。它编辑理念的第一条，就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共和国公民的人格，一切要以儿童的本位来出发”。这跟传统的教科书就很不一样了。之前传统蒙学读物，大家都知道是“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都是要背诵。虽然也有通识教育比如历史的成分，也有一些植物学、动物学的知识，但总体来说比较远离小孩子的天性。
后来到19世纪末期，慢慢有一些新东西进来了，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影响，才开始编教科书。这是一个过程，包括改编《三字经》为《时务三字经》，把五大洲、东西半球这些传统读物没有纳入的地理知识，包括西方历史，都纳到这个体系里面去。从教育体制和教科书的改变，能看出其实从晚清以来，社会上就在缓慢改变。
杨早：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的特点之一，是它对时事的反应非常快速——四月份发生一件大事情，到八九月份出书的时候，就已经编进课本里去了，而且是足足两课的内容。什么事呢？泰坦尼克沉没。速度之快，我觉得现在都很难想象。对于1912年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要教给小孩子知识，更多的是要把教科书当成一种传播启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塑一种民国的观念。
庄秋水：后来到三几年的时候，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那套开明书局国文课本，就是完全的白话文了。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编教材这个事情里了。
杨早：是这样的。我觉得教科书是我们研究国民心态和国民知识、国民常识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一辈子所有的知识，都从教科书里来的。像《开明国文讲义》那套书，编出来本来也不是给中小学用的，而是给每天上班的“社畜”们自学用的，给那些没有接受到太多正统教育的店员或工人自学用的。因此也编得特别的实用灵活——切实地教人怎么写文章，怎么用字词，怎么写信函，是真正塑形一个民族心理特别重要的因素。反而比教育部发布的教材更加影响深远，现在也成为了经典。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用抄《申报》的方式来结构《元周记》原因。作为历史写作者，我们都知道，写“变”比较容易，一个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也好，“庚子事变”也好，太多的资料留下来，大家也喜欢看到这种“动”的感觉。比较难写的是“常”，就是日常的生活。为什么1980年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引起知识界巨大的震撼？就在于这本书写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年份——1587年，这个年份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但是往前往后，能看出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
所以写“常”比写“变”要难，“常”也没有“变”那么好看，但对于历史的整体关照而言，“常”比“变”要更加有用。变的时候，根本不会在乎后面会怎么样，光复、革命、改朝换代，一切都是打碎了重来。但到了1912年，问题就都出来了，我们怎么重新设计这个社会？我们怎么重新运行日常生活？每个人都因此产生对民国、对共和不同的想法。
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