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告诉你学会“说不”，从“实行”中探索心学清朝|女子|地位|歧视|古代|老年

拒绝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人是最要面子的，如果被拒，希望落空，常常感觉委屈，甚至心怀不满。
说“不”，对名人尤其不易，因为名人所受的请托比一般人多，由此承担的舆论压力也比一般人大。但人不可能事事都说“好”，该说“不”时就得说不；然则何事当应，何事当否，心中须有定见；说“不”时，得讲圆通方法。总之，“说不”是一门工夫，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
这不禁让人想到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先生名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照此论述，则明了事之不可为为“知”，知不可为而拒之则为“行”。王阳明一生，备尝挫折，可也说了许多的“不”，说不的对象，上到朝廷，下到亲藩贵臣，乃至僚友、故旧、门生，说不的次数远过答允之事。他“说不”的那些事，对其人生的影响更大，比如面对怀有不臣之心的宁王的笼络，王阳明拒之不坚，就给他留下极大的后患。
我们知道，王阳明“偏重实行，事上磨练”，这是其“着精神处”；王阳明后期更常说，他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被奉为“真三不朽”，研究王阳明者，亦多就其“德言功”三事下工夫。然而王阳明一生力行，未必皆“立功”，如果在显明的“三不朽”外，从他寻常的“处事应物”上推求，怕是一个抵近“王学”的新法门吧？
王阳明“说不”的那些事，正提供了极佳的“系列案例”。我们分别从他早年和晚年各撷取一二事，尝试着就“事”分析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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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在正德初年，王阳明因得罪大太监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中，驿政废弛已久，王阳明初到，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了一个山洞居住，衣粮皆无，苦不堪言。
王阳明尝发挥宋儒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谓“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在他看来，喜怒哀乐都是“人情”；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是“事变”——“事变亦只在人情里”。所谓“人情”，就是对外物的感知。
王阳明由贵公子和六品京官被贬到这百夷荒蛮之地，正是他一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岂能无动于“情”？他甚至动了逃亡的念头。不料居夷三年，竟成了他在事上磨练的大好时机，正是在贵州，龙场悟道，他始揭出“知行合一”之旨。
贵州官场对这位贬臣起初并不怎么待见，思州府差人经过龙场驿，竟对王驿丞大施凌侮。当地夷人义愤不平，将差人痛殴驱逐。思州太府（知府）不分青红皂白，向省里控告，要求严惩王阳明。一时情势危急，就连王阳明的余姚老乡、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毛科，都不敢公开维护他，写信来劝，“谕以祸福利害”，让王阳明亲自去向思州太府“请谢”。
王阳明回信，坚决拒绝：“差人至龙场驿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答毛副宪书》）
既然太府未尝辱我，我也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王阳明首先从逻辑上否定了“请谢”的必要。
可到底太府是“怒”了啊！针对毛科“祸福利害”的警告，王阳明说，他来居黔，与瘴疠蛊毒同处，与魑魅魍魉同游，随时都可能死，死于太府，与死于瘴蛊魑魍，没有差别——他不把太府的加害当作一种特殊的“事变”，也就没有特殊的“感知”，故“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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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坚决说不的态度，令太府无可奈何，只得放弃。经过此事，毛科也重新认识了阳明，后来还主动请他去贵阳书院讲学。
与贵州官场截然相反，当地土官水西宣慰使安贵荣相当看重他，给生活困顿的阳明送米送肉，还派人来伺候。
龙场驿在水西辖境，对王阳明来说，安宣慰是主人，可他到了人家“码头”，一个多月也不去拜会，主人不计较，主动来致殷勤，他“辄以礼辞”，更不做礼节性的回访。可是安宣慰盛情不减，反而奉上金帛和鞍马。对方“礼益隆，情益至”，王阳明还能说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