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告诉你学会“说不”，从“实行”中探索心学( 二 ) 清朝|女子|地位|歧视|古代|老年

这次，王阳明有所让步，“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唯“诸金鞍马”不受。他说，这些贵重礼物，“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原来，他坚守着“逐臣”的本分呢。
在给毛科的回信里，王阳明也提到他逐臣的身份，说“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若弃此不守，才真是祸莫大焉！但纵使为小臣，也不当无故而行（如跪拜请罪），“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都是自取其辱”。
安宣慰的馈赠，纯为好心，与太府加害不同，为何也“不当行”呢？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与贵州官场的关系尚不融切，当太府逼迫时，无人援手，这就是证明；其次安宣慰是土司官员，与之交往，与一般流官不同，若受土官厚礼，易起流言。故此皆须有所防忌。
这不，经过送钱米拉上关系，安宣慰马上来向这位前兵部主事讨教了。安宣慰来信问两事：一是想裁撤朝廷在水西所设驿站，本意是为加强土司的独立性；二是想把参政的兼官再升升，暗含了不愿受本省辖制之意。他想请王阳明给他出出主意。
这两个问题，着实不好答。王阳明窥破了安宣慰的真实动机，深知其诉求可能给地方稳定带来的危害，此事当说不！然而“不”不是那么好轻易出口的。如果他一味帮着朝廷说话，安宣慰不信任他，多说亦枉然，也无法达到消弭祸患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王阳明只讲了一个简单道理，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他在复信中提醒安宣慰，土司制度和土官的地位，是祖宗朝确立的，也只有靠祖制才能得到保障，为长久利益计，土官最好别去挑战祖制，试图改变什么（详《与安宣慰书》）。此言戳中了要害，使安宣慰悚然醒悟，收回了原来的想法，并对王阳明十分感谢（后来阳明借重安宣慰平定水东土司之乱，即基于此）。
王阳明的答复兼顾私谊和公义，既巩固了他与安宣慰的友谊，也消除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一举两得。此事在正德三年（1508），这一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虽然我们看不出心学对他处理这一系列“事变”的指导意义，但王阳明遭遇变故极多，唯以心力定之，这对于他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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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后，王阳明声望日高，成为当世名臣，许多人不远千里，来余姚拜师求教；“王学”开枝散叶，卓然为一学派，“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口号。
嘉靖四年（1525），一个叫张思钦的人，风尘仆仆，从陕西三原一路赶到余姚。他却不是来问学的，而是想请王阳明为他刚刚去世的父亲写一份墓志铭。他的请求可应吗？
王阳明一生，最喜作诗，无论是下狱，还是赴谪、居夷、居越，在京师、在庐陵、在滁州、在江西，皆有大量诗作。在当时，文人替人写墓词，是必不可免的应酬，王阳明写的墓铭和祭文，也不算少（全集所收墓志就有15篇）。但像张思钦这样慕名而来的求文者，如果也给他写，未免太滥。何况就在当年，王阳明发表了著名的“拔本塞源”论，警告门人，“世之学者，沉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晚年的阳明更对曾经的“乡愿意思”（“乡愿只是媚世”）进行了深刻反思。慕名求文，正是追求“声利”的“末俗卑污”。此铭不当写。
可是不写，又不免伤了孝子的心。王阳明起先以“予之不为文也久矣，辞之固”，可张思钦“请弗已”，一定要他写。遇到这样一个固执的人，这“不”还真不好说。这时，王阳明当如何实行其心学呢？
据《书张思钦卷》记载，王阳明将张思钦招来，二人对坐，讲了一番为何不写墓文的道理。他首先揭出张思钦来“乞铭”的目的，“将以图不朽于其亲也”，肯定其行为，是“孝子之心”。然后顺着孝子当如何“图不朽其亲”这个话题，讲了自己的看法：“与其图之于人，不若图之于己；与其传之于他人之口，不若传之于其子之身。”具体来说，就是孝子应该争取做贤人、圣人，子为贤、圣，他父亲也就成了贤人之父、圣人之父。王阳明举例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至今不朽，就是因为他有孔子这样的儿子，难道是因为什么人替他做墓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