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别现代”与文明调协( 二 ) 韩愈|白居易|王献之|樊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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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别现代”究竟“别”在哪里呢？以眼下所及的一些新兴现代化民族的实例而言，最常见的一种赶超策略，乃是自觉地运用己身尙能掌握的某种集权政治机制（即所谓“国家机器”），以强化整个社会（包括资金、劳力、市场、物资以至各种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等）的组合作用，藉以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相关文明制度的配合设施，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一总的目标之下，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也大有差异，从政府制订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引导民营经济的运行，到各个行政机构用税收、贷款、货币发行、公益劳动组织等多种手段来介入和干预市场的运作，以至国家直接掌控某些企业以打造国营经济部门，形态不一而足。最极端的表现，便是像前苏联那样将所有经济实体都收归国有和国家经营，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调节，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明赖以建构的资本掌控劳力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虽未改变，而市场化的取向则荡然不复存在。就实践结果来看，应该承认，这一做法对国民经济的早期发展是有一定成效的，它以较快的速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打下重工业基础并提供各种基本设施，也为安全防卫作出了有力保障。但当现代社会的演化需要着重面向民生日用以大力改进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时，其缺乏市场导向而难能及时自我调节的弊病便显露无遗，这或许正是苏美长期竞争中苏联经济终落下风的主要根由，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之全然不可取。19-20世纪之交日本初期的现代化正是在国家大力扶植下获得成功的，20世纪中叶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离不开集权体制的作用，晚近40年来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将国家主导与市场取向结合起来而取得经济高速发展，这些实例摆在眼前而不容忽视。当然，“国家干预”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病，特别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会出现扭曲和违背市场导向的种种不良现象，如权力意志、垄断经营、官商勾结、打压“草根”等等，甚至产生出一个高踞于民众和法律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建设形成很大阻力。人们常将这类弊害单纯归之于传统积习，视之为现代文明不发达的标志，实际上它固然打有旧时代“官本位”的印记，却也是后发民族因加速现代化建设而实行“赶超”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承认这一体制的历史必然性而又致力于逐步更新其功能，是“别现代”发展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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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日本东京街头
以上通过一些实例说明“别现代”在后发现代化民族（多属“发展中国家”）进程中的广泛存在，它确属“另样的”现代化，而不能简单归之于“伪现代”或“似是而非”的现代文明。“别现代”的必然产生与合理化存在，表明人类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一样，是一种多元化的建构，由此将会引发出各不同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相互之间冲突与调协的处理方式问题，下一节将就这个问题略陈鄙见。
二
众所周知，人类传统文明是在多元化态势下具体展开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古中华乃至古希腊罗马，各有各的基本性能和运行轨迹，虽偶尔发生交涉，却很少合成一体。这是因为传统文明在根底上多属于农业文明，以自生自长为其常态，无需追求大力拓展（古希腊罗马具有海洋商业文明的特性，故表现稍异，而基础仍植根于农业）；加以古代交通运输并不便利，也大大限制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会。现代产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断地打破地域阻隔，而其市场化导向又自会引导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日见扩张与深化，故“全球化”实乃其必然的结穴。“全球化”将世界连成了一体，于是不少人士认为当今世界的文明形态只能归之于一尊，那就是原发的西方文明。“别现代”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信念，表明在西欧、北美的原发现代文明之外，还可有另样的现代文明成立，其性能与发展路线与原发形态很有差别，甚至会产生矛盾。更须注意的是，上述“别现代”实例多引自东亚地区，其显露的特点也跟东亚文明传统有密切关联，表明人类现代文明虽已大大超逸于传统，毕竟还割不断与传统间的根株相联。可以想见，东亚以外的印度、阿拉伯、斯拉夫乃至黑非洲诸民族也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如村社、部落、种姓、宗教等），他们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可能与东亚注重国家、家族作用的“别现代”又有差异，那样的话，我们更将面临各种“别-别现代”的模式诞生，这多样化的“别现代”与“原现代”并存的局面，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前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