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八问中国公卫体系：已到刮骨疗伤时！( 四 ) |武汉|法律|湖北|

现实中，虽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屡有发生，甚至“非典”才过去短短17年。但前述的法律无约束、职责不明确，责任不可考等等因素，使得相关方有些人会侥幸认为：类似新冠肺炎疫情是黑天鹅，而非灰犀牛事件；“上医治未病、上工治未乱”仅是美好的想象。
中心前期研究发现全国31个省份中，将新发传染病预防控制纳入到政府绩效评价的程度仅121.4 ，湖北为352.9 ，相对其他省份算是高的，但早期的现实应对依然面临非常严峻挑战。
因此，一是应将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作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和地区的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将此战略衍化为可操作的具约束性的措施等；三是依据战略明确相关部门、专业机构及其他组织等的职责任务并令其各司其责，分工协同；四是将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效果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并作为各相关方业绩考评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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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市某监狱开展现场疫情处置。图片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第一财经：我国一直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但为什么医防融合还在路上？
沈群红：武汉疫情暴发的早中期，救治速度远远不及患者感染速度，最终是在中央打好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策略指导下，举全国之力、对口支援、力挽狂澜，并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控制住了移动的传染源和新发病例，解决了救治问题。如果疫病预防的马奇诺防线一旦崩溃，医疗资源的挤兑几乎无法避免。这也再次证明：“预防为主”应是我国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基本方针。
“预防为主”作为卫生工作方针，被中央政府强调了70年，这在全球都罕见。然而对于医疗卫生行业而言，这也是“预防为主”的呼声与“重医轻防”的举措同步呈现的70年。
为了悲剧不重演，如何通过好的激励机制安排，将 “预防为主”落到实处，是关键。
比如，对公立医院实行全面总额预算，改革支付与补偿机制，推进总额预算下的按病种、按服务量收费等，使得医疗机构从预防到位、保障公众少得病、不得病中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同时，在政府层面，应尽快摒弃病床数、门诊量和住院数等考核指标，而代之以公众健康水平指标。这才是医、药、保改革的应有方向，也是促进医疗服务转型，实现医防融合的根本途径。
第一财经：为什么教训不断被总结，却又总是容易被遗忘？
沈群红：以上都是常识性问题，常被总结，又容易被遗忘。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因素时刻存在，且日趋严峻，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要有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精神。
痛定思痛，应勇于直视问题，尽快铲除制约公共卫生发展的各种障碍，并对政府、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及公卫体系等进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适宜性评价及针对性改进。否则，是否还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或是伤疤是别人的哪会疼？
任何时候都要对公共卫生和公共卫生事件怀有警醒之心、敬畏之心。我国已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希望这些“老生常谈”不再被带入到“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新进程中。只有以史为鉴，真正建立起完善、高效的公共健康治理体系，实现公共健康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有一个与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相匹配的、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相适应的公共卫生体系。
【「传染病」八问中国公卫体系：已到刮骨疗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