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击鼓”有风险，“拦轿”需谨慎，在古代，告状可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爱历史】“击鼓”有风险，“拦轿”需谨慎，在古代，告状可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古装剧中，常见“击鼓鸣冤”、“拦轿喊冤”、“上京告御状”等等桥段，许多观众看过之后信以为真，认为古代时候的百姓告状极为容易，衙门口的鼓声一响，县官就会立即升堂。随之便是“把击鼓之人带上堂来” ， “威武……”这些熟悉画面。
殊不知，此等桥段不过是戏剧演绎罢了，真实情况远不是这番样貌，所以，这类影视作品与其叫做“古装剧” ，倒不如叫做“装古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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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代人告状又是如何一个样貌呢？且听“大狮”慢慢道来。
先说衙门口那面极为出名的喊冤鼓。那面鼓名为“登闻鼓” ，初见于汉朝文帝时期，民间有段故事叫做“缇萦上书” ，说的是孝女缇萦为救父亲“阙赴直诉” ，为了引起关注，找来一面鼓在官衙前敲打。这件事情过去后，百姓纷纷效法，至晋朝，将这面用以诉冤的鼓称之为“登闻鼓” 。如此，才涌现出许多“击鼓鸣冤”的故事来。只不过，登闻鼓在当时只限于京都才有，各地的县衙是根本不具备的。
《隋书·刑法志》说：百姓有冤案，可以依次向县、州、郡衙门，直至京都的尚书省控告，如果仍不能得到解决，便可到皇宫前去击“登闻鼓” ，由专门的官吏将诉状奏报皇帝，再由皇帝亲自过问。
法条是这样定的，好话是这样说的，但自有“隋”一朝兴起，至“唐”取而代之，不管文帝还是炀帝，一次也没有接见过到京诉冤的苦主。那面“登闻鼓”若真被敲响过，也只存在于后世书写的《隋唐演义》中。
李渊建唐之后，一直沿用大隋律。武则天建“大周”后，下诏在朝堂两侧专门设置一种供人们上述诉冤的匣子，称之为“匦” ，有专人负责管理，每天拂晓拿出去，傍晚拿回来，里面如有诉状，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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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太宗赵光义下诏设置“登闻鼓院” ，并把唐朝的“匦”改为“检” 。《宋史·刑法志》记载，太宗时，开封府有个寡妇刘氏，将状子投入“检”中，状告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元吉意图下毒谋害她，案件遂交由“登封鼓院”审理。结果审了大半年，也没能审出个子丑寅卯来。而这段时间里，寡妇刘氏偏又因病而殁。鉴于没有了苦主，证据又不完整，但又不能就此放了王元吉，于是将原本拟定好的死罪改为充当苦役。王元吉的妻子张氏情知丈夫无辜，于是豁出性命不要，跑去击打“登闻鼓” ，最终惊动了太宗亲自召见张氏，查清楚刘氏诬告王元吉之后，不但亲下口谕免了王元吉的罪，予以经济补偿，还将一干负责审问此案的官员革职查办。
须知道，有宋一朝明文规定，若击鼓鸣冤而证据不足、口供不实，轻则发配，重则处斩。所以说，张氏为夫喊冤，是冒着极大生命风险的，稍有一句口供经查验不实，就有她好受的哩。
虽然宋太宗亲自过问了此案，并召见了为夫喊冤的张氏，但这并非是“告御状” 。古代皇权社会，是有严苛的明文限制的，胆敢阻拦皇帝的依仗，金瓜武士可将其立毙。所以， “告御状”这种事情只存在于野史杂说、评书演义以及古装剧中，真实情况是决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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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对宋朝留下的律法进行了大幅改动。
《元史·刑法志》有载：“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仍不行，经乘舆诉之。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罪之！”
这段文字很清晰地说明，想要诉冤需要经过大大小小、林林总总这许许多多的衙门，最后还是不行，可以拦住皇帝的銮舆喊冤。如果不经过前面那些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衙门直接拦住皇帝的銮舆，就要“罪之”了，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拦銮舆告状是根本不切实际的举动，连想都不要想了。
到了明朝，律法更加严苛，太祖朱元璋下诏在午门外设置登闻鼓，由一名御史言官负责管理。永乐年间，设置于午门的登闻鼓移至长安左门外，由六科锦衣卫轮班值守。击鼓的条件是“大冤及机密重情” ，先由锦衣卫进行盘问调查，一经发现有不实之处，立毙杖下，决不姑息。以至于那面鼓成了摆设，根本没人敢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