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富不过三代”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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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拍摄于1941年的一张照片，画面里的一家三代，是近代中国少有的世家大族里的一个小家庭。中间老太太年近九旬，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1852-1942）；身后是他的三子聂云台（1882-1953），父母都出身簪缨世家，他是创办中国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的先驱者，是20世纪初上海工商业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可谓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民族企业家。
本文作一生结识富豪无数，见惯了巨富之家三代而衰的升沉宠辱，晚年写下轰动一时的奇书《保富法》，在他看来：
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
他总结说：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
在他看来，中国富豪跳出“富不过三代”怪圈的方法只有两个：其一，勇于“散财” ，善于慈善，救世济民；其二，鼓励子弟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以艺术绵延家风。
保富法（节选）
01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家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
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
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钱比较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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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芬九十岁全家合影
02
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多优秀显达。
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
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肯做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