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读书笔记：17世纪传教士眼里的满族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17世纪，满族（女真）在东北地区的崛起以及推翻明朝、统一中国等大事件，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关注。在这一时期，一部分在华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并出版了不少关于满族崛起与发展的著作，并在欧洲社会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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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所绘的汤若望与顺治帝
一
进入16世纪，随着西方殖民活动的扩张，他们与亚洲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以中国（明朝）为例，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中国的人文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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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满族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在这些传教士的著作中， “鞑靼人”主要指的是雄踞漠北，时不时骚扰明朝的蒙古人。譬如耶稣会士利玛窦提到的鞑靼人，就是长城外的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提到东北的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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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这些传教士主要在中国南方活动，缺少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的机会；作为东北土著的满族，当时的“存在感”比较有限。
进入17世纪后，满族势力日趋强大，譬如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直接威胁到了明朝统治。此时的西方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日趋深刻，对新崛起的满族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认为，鞑靼有东、西、北三部分之分，其中击败明朝军队的八旗军，被其记录为“东鞑靼人” 。不过，他对满族的起源并不了解，只是将其含糊地看作“（被明太祖朱元璋征服的）那些北面离他最近的国土”的众多部族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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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昭，葡萄牙耶稣会士， 1613年中国南京， 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17世纪入华的传教士中，较早谈到满族起源的著作，是耶稣会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在该书中，卫匡国认为，居住在北部长城外的“鞑靼族”是许多民族的祖先，这个民族“不仅包括西部鞑靼（蒙古人），也包括我们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满族的先世）” 。
“....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明朝），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这一表述是错误的），称为女真国。 ”
1646年，清军大举进攻温州。在城中传教的他，凭借着个人的机智幸免于难，并获得了清朝官方的赏识，有了进一步观察满族社会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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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耶稣会士安文思，被肃亲王豪格由四川带到北京，受到了顺治帝及其他满族权贵的优遇最终长期定居了下来。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中国新史》一书，记录了不少清初满族政权的状况；他还计划研究“东鞑靼人的起源” ，但可惜的是，计划尚未落地，便于1677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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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中国新史》封面。作者安文思，葡萄牙籍传教士，来到北京后建立了北京东堂
在安文思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是较早比较详细地描述满族起源的传教士。他在1665年的信件中，记载了关于满族起源的“朱果发祥”神话。 1688年，《中国新史》法文版的编译及整理者克洛德·伯努，在注释中转述了汤若望所记载的这个传说：
“汤若望神父报道说，当今皇上之父顺治帝的大伯曾经几次告诉他说，自从恩库伦、正库伦和佛库伦这三位女神自天而降，在鞑靼的一条河里沐浴以来，共有大约十代。佛库伦在她留在岸边的衣裳底下发现一种叫做阿尔卡肯吉德龙葵即一种草本植物结的红果，佛库伦把它吞食后怀了孕。她的两个同伴返回天上，她则留在地上直到生下一个男孩。她哺育孩子，后来把孩子留在一个岛上，告诉他说她将回到天上，但有一个渔夫会来教养他，这确实发生了。后来这个孩子成为一名勇士，他的儿孙统治着当地。不过在第五代上百姓反叛了这个家族，该家族被打败并几乎被杀光，只有一个王子得以逃脱。这位王子遭到严酷的追捕，正当筋疲力尽、濒临崩溃之时，一只喜鹊飞来栖止在他的头上，蒙蔽了他的敌人，他们以为那是一根树桩而不是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