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弊或者作弊被抓是种咋样的体验( 三 ) 我曾经向全省

但愿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才怪，很可能是他们如今春风得意然后来嘲笑我这个还在读博士的土B。
……
总结一下，如果具备如下条件，即使被抓也无所谓：
自身成绩很差，如不作弊肯定没戏；
遇到上文描述的监考老师和巡考；
遇到我这样一个会答题又很怂的人；
最重要的一点：
舍弃良心，虽然这东西没啥用。
……
最近据说情况好了很多，状元又回到了长春（不知道是好是坏），我们的学校据说终于安装了监控，领导们对这件事似乎也重视了起来。
但愿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
但愿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高考数学我惊讶地发现语文没写作文就走了的后面同学竟然一直在奋笔疾书待我仔细观察发现他在抄我的圆锥曲线题抄就抄吧那题我瞎写骗分用的
第二天考理综……这货居然还抄我的……理综我强项啊抄了太可惜了……我这人有个毛病……鼻子特容易流鼻血……于是我机智地按了下鼻子……果不其然……

于是镇定地举手……
哥们以为我要举报他……
吓得他桌子一翻摔那了……
就是吓一跳腿一抬……
连桌子带椅子带人……
摔那了……
正当全教师惊诧怎么有人摔了时……
我：老师给我来点纸流鼻血了
刺激到爆炸……
唉…爱信不信反正我就只高考过一次这事谁会记岔呀…

■七年前，我和两个兄弟一起计划高考作弊。精心谋划了近三个月，最终三个人的“作弊之旅”进行到了不同的程度，也算是高考作弊这事能有的所有结局，我们仨都碰上了。更坑爹的是，事过之后我们发现这一切，一开始就是个骗局。
2011年，我念高三，住校。同寝室还有俩人，李伟和张平，关系都不错。三月的一天，张平在寝室里振奋地说：“科技也能改变命运啊！”
他和李伟手里摆弄着那套刚刚收到的“高科技”设备：一副外型看起来普通的“眼镜”，只是侧边镜腿要比正常的厚些；与眼镜搭配着的是一个绿豆大小的金属“耳机”和一个带发射器的对讲机，戴上眼镜后，放在耳朵里的耳机就能听到对讲机传来的声音。
“要不你也和我们一起弄，反正又没什么风险，我们三个人弄成本也会小很多。”张平对我说。
“我确实很动心，再考虑考虑吧……”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准备着看他们的笑话，但现在也没那么坚定了。
“没什么好考虑的，果断点儿！你也要给我们个参加你升学宴的机会。”李伟认真地看着我。
“二诊考了再决定。”
这一天离高考，只有不到三个月了。

1

他们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那些年的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高中是我们县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学校，可我和张平都是“分数不够，拿钱来凑”才进来的，属于典型的差生。我们也希望能好好学习，可无奈基础实在太差，学起来根本无从下手。老师也曾多次试图帮助我们，有一段时间，老师甚至把班里成绩好的同学安排成我俩的同桌，没多久，反倒是同桌们的成绩都多多少少都有了下滑。
等到了高三，老师终于不再管我们了。我俩和其他差生们一起，被扔在教室最后几排，我和张平就这么成了同桌——大概是想让我们负负得正吧。
本来，我俩也是想要报团取暖、互相监督、一起提高成绩的，每天早上都像开会一样，认真安排好学习计划，然后再更认真地把学习计划抛到脑后。长此以往，“负负相乘”变成了“负负相加”，我俩的成绩更差了。
“要高考了，你紧不紧张？”有一天，张平望着教室前面的“距高考还有XX天”的粉笔字问我。
“有什么好紧张的，发挥失常都比发挥正常考得好。”我回答他。
“你家里对你有什么要求？”他问我。
“有大学上就行。你呢？”
“就是恼火啊，我父母当初送我来这个学校，就是想着让我考个本科，你倒是好。”张平说。
虽然家里对我没什么要求，但我内心还是想考个好点的大学的，但这事想想也不过是平添烦恼，毕竟自己的成绩能考个什么学校，自己心里太有数了。
就这样无谓地焦虑到离高考四个多月前的一天，张平忽然告诉我：他决定要高考作弊。

2

张平在班上有个关系很好的牌友李伟。李伟他爸在我们县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为了激励儿子高考考出一个不让他丢脸的成绩，他向李伟许诺，只要能考上本科，就奖励他五万块。
但以李伟的成绩来看，顶多只够考个二专（编者注：一专是全国重点院校或省级重点院校的专科，二专是普通专科）。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李伟就动起了歪心思，眼看着时间所剩无几，也就急病乱投医了——他甚至开始关注起网上泛滥的各种“XX助考”广告来——虽然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的逻辑是：反正高考作弊这件事自己也无从下手，既然眼下有这么多“专业团队”，不如先试探一下，只要不打钱给对方，就算真的是骗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下怎么操作。
李伟在贴吧里初步筛选后，分别添加了十多个“专业团队”联系方式。有的没聊几句，就开口要求先交几千的订金，有的则变着法地要让交几百块说不出明目的钱，只有两个“团队”很有底气地表示：考前绝对不收取任何费用，“先给答案再收钱”——其中一个“团队”要求，在收到第一科答案后，就要交满8000的全款；而另一伙就更“诚恳”了，承诺会免费提供二诊和三诊的答案，以便买家验证他们的“实力”，答案不包括英语和语文的作文，除此以外全部都包含，选择题是文字格式，填空题和解答题直接发图片。
这个卖家说，如果确定购买，二诊后需要先交2000元的订金，等三诊结束后，如果不满意可以退订金；如果满意，订金就转为定金。等到高考时，前两科每考完一科才支付一科的答案钱，等到第三科考完后，一起支付第三和第四两科的钱。
卖家号称提供的答案“保证上一本线”，四科答案也是明码标价：总额是36000元，语文8000，数学9000，英语9000，综合科目10000，除去2000的定金，所以综合科目只用交8000。
卖家还称，他们“已经做了三年，帮助了很多考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还说他们最开始都是熟人介绍，从不做生人，是今年才开始到网络上推广。除此以外，卖家还非常“好心”地提醒李伟：一定更要提防网络上什么都不做就让先交钱的那些骗子，“他们都是收了钱就联系不上了”。
一开始，李伟连“订金”和“定金”的区别都不懂，卖家不仅耐心地为他解释了半天，还给李伟上了一堂“团队发展史”和“防骗教育课”，看起来很是“讲究”，李伟当即就决定了，在这里试一试。
当然，光有“正确答案”是远远不够的，等李伟决定了，卖家告诉李伟，他们还有一整套“专业设备”做支持。
操作模式大致是：他们会联系本省几个监考相对松的地方考生，带上针孔摄像头进入考场，把试卷“传”出来，他们“收”到试卷后，再由专人做出答案“发”给李伟这样的买家。买家则需要自行安排一个考场外的人负责“传”答案——卖家会在开考半小时左右，把答案（包括文字和图片）发给这个“二传手”，再由此人通过专业设备把收到的答案“读”出来，“传”给考场内的考生。
这套设备可以在他们家购买，售价在1200元至2000元之间，但他们并不负责将答案传进考场：“我们主要业务就是做答案，如果考生想在我们这里买设备，也可以顺带帮忙解决。其他都不管。”

3

答案和设备的都价格不菲，李伟不敢让家人知道，可自己钱又不够，只好拉拢了和他关系好又有钱的张平，想能否两个人一起承担这笔费用。
张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李伟的请求，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听后只觉得荒唐，但详细了解后也没看出有什么风险，只是在买设备这个环节，似乎有被骗的可能——但卖家也没强求一定要在他们那里买。
那段时间，老师在课堂上常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动歪心思”，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所谓的“卖高考答案”的，“高考作弊，可能会被逮去坐牢的！”
听老师这样一说，张平反而更兴奋了：“你们看，如果高考作弊不会成功，真像老师说的都是骗子，那为什么要去处罚受骗的学生呢？还要坐牢！既然惩罚力度这么大，那就说明高考是有人作弊成功的，如果都不能成功，人家肯定懒得管，随便让你做就是了！”
我也觉得他说的似乎有道理，但更像是强辩，而李伟则觉得张平分析得很对。
又过了几天，卖家催李伟“不如先把设备买了”，“一来可以提前熟悉，借着二诊提前演练；二来越早买越便宜，越临近高考价钱就会越高”。
为了提防被那个卖家骗，李伟和张平一开始并没打算在他那里买设备，他俩在网上找了很多卖类似设备的，可都是要交钱再发货，一合计，反正在哪里买都有被骗的可能，在卖答案这家买，至少可以提前摸清他们的真假，于是一咬牙就出了手。
没想到过了几天，卖家真把设备寄过来了，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4

虽然见识了那套很“科幻”的设备，可我并不放心，因为这也并不能保证答案可靠。
二诊每科考试开始后，那个卖家说会在半小时左右把答案发到李伟的手机上。考场有信号屏蔽，他俩也没敢安排“二传手”负责“传”答案——一是怕被提前发现，二是怕万一考出高分，会引起老师的怀疑。
等出了考场我们去看李伟的手机，才惊讶地发现，卖家传来的答案竟然真能做到90%左右的正确率，这样的成绩，足够上一个二本学校了。
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张平和李伟放心地交了订金后，我更加犹豫要不要加入了。
我没有足够的钱，他俩安慰我说，只要我有套设备就行，答案钱可以以后再给他们。我决定自己在网上找找更便宜的设备，便在贴吧里挑了个卖家，他说设备原本是给自己买的，可因为参加了一个大学的单独招生考试，已被提前录取了，现在用不上了，故低价出售，只要1000块。
我跟这个设备卖家很聊得来，他还在自己的寝室里和我视频通话给我看了设备。他一度很大方地表示，可以直接“货到付款”，但转念又犹豫起来，说让我先给他付500元定金。他还把他的学生证拍了照片发给我，说如果他骗了我，可以直接去学校找他，或者举报他。
这种黑色交易不可能有公平合理的付款方法，我想着张平他们都敢给“社会人”先付定金了，而且也没被骗，而卖家都给我看了学生证，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于是，壮着胆给那个“学生”打了500块。
结果，打完钱对方马上就联系不上了。
我搜了那个学生证上的学校电话，借口说我捡到他们学校一个叫XXX学生的包，学校那边告诉我：根本没有这个人，学生证是假的。
最终，我也和李伟、张平一样，去卖答案那家买了设备。才不到一个月，那套设备果真涨价了，李伟和卖家好说歹说，卖家就是不肯降价。卖家说也可以买他们其他的设备，比如，有伪装成橡皮擦的显示器，也有绿豆大小的耳机和伪装成发箍的接收器，还有比黄豆稍大点的耳机和跟火柴盒差不多大、但略薄些的接收器。
我首先否定了最隐蔽的“发箍”，因为我的头发还没长到那个长度；橡皮擦虽然也方便，但望着橡皮擦显示器做题，似乎很容易引起怀疑，如果被发现，完全没有狡辩的机会；最后，只剩下黄豆耳机搭配火柴盒那套，卖家介绍说：“如果不细看，戴上耳机根本发现不了，接收器也不大，很容易藏，价格也合适。”
收到设备后，试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接收器要放在离耳朵里的耳机不远的胸口口袋里才行。
为了更好的隐藏耳机和接收器，我开始蓄起头发，希望到时候能完全遮住耳朵里的耳机，还专门买了一件胸口有口袋的长袖外套，方便放接收器。

5

学校人多眼杂，我们平时活动的范围也没有能达到卖家宣传的“五公里最大距离”。所以设备到手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仨都没有机会好好试一试。
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在学校试试设备。我和张平在教室里戴着耳机，李伟在学校外面做“二传手”用对讲机给我们讲话。设备和卖家宣称的效果一样，而且传输距离也完全能满足需求，即使隔了几条街，依然能够清楚地听到李伟的声音，
快三诊考试时，卖家又通知我们，说为了让高考的时候更快更准地“发”答案，他们要再找几个退休的老教师，现在需要给这些老教师交一笔定金，所以希望我们立刻就把语文答案的钱交了——“如果现在交了，后面的答案就都可以打六折”。我们觉得如果再交钱，风险会更高，拒绝了卖家的“好意”。
三诊考试前，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宾馆给李伟的表弟开了一间房，让他拿着和卖家联系的手机给我们做“二传手”。我们戴着设备，轻松通过了金属检测仪，考场里的信号屏蔽器也没有屏蔽住我们设备的信号，连监考老师也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和二诊一样，开考三十分钟左右，卖家就“发”来了答案。为了不引起老师的注意，我们还是没有抄。但和二诊一样，事后证明，三诊的答案同样也十分靠谱。
我们都更有信心了，也更相信卖家之前聘请退休教师的话所言非虚，就计划把语文答案的钱先交了。但卖家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交钱，只能“打八折”了——因为已经有很多买家都交了，钱也差不多快够了——我们赶紧交了钱，“八折也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