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中国最早3代实业家：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二 ) 实业家|大者|中国|李鸿章|为国|盛宣怀|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就像李鸿章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官”。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办大事”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立足之初，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
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公心。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
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清皇族内阁成立，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
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企业。”这一非正式表态，很长时间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但是，清政府无力自建，也不让外资进入，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
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
可以看出来，这是盛宣怀“联夷制夷”、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然而，这一次，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卖国”的谣言不胫而走，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褫夺了官职，还要绞杀他，吓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遗嘱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
临死前，他对儿子们说，他有几个遗憾，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却未曾去过欧美。
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黄金时代”。据学者估计，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4%。

文章插图
盛宣怀着西装像（1912年摄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