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兵|“南兵”和“北兵”之争——明朝军事不可言说之痛( 四 ) 军事|言说|明军|李如松|老年

至于之后的蓟州兵变，则是在矛盾日积月累，许久得不到解决下的一次爆发。只要矛盾存在，就总会发作，只是时间点或早或晚而已。
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明朝军事制度的失败。
明朝和宋朝一样，都是以文制武。
以文制武的制度并没有错，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时代的进步。
宋应昌作为朝鲜经略，就是朝鲜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虽然是提督，也要接受他的节制。但李如松却相当于半公开地在叙功问题上偏向北军，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因为经略宋应昌对他的节制力其实有限。
刚在宁夏之役平定哱拜叛乱的李如松自恃功劳，并不怎么把宋应昌放在眼里，还屡次与他发生摩擦。
平壤战后，李如松认为，宋应昌等文官并没有亲临前线，到了叙功时，却要来分功，而且自己还要承受朝廷言官的弹劾，自己上奏也无济于事。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经略)拥兵不渡，而如平壤之捷掠为己功，我所上奏亦被壅遏。
碧蹄馆之战后，面对宋应昌和南兵的指责，李如松干脆撂了挑子，即使朝鲜君臣一再请求进兵，他还是一直后撤到平壤了事。
朝鲜君臣对此看得很清楚：
“提督实主和议，而每推之于经略”
“况大人（李如松）既承专制之命，见可而进，尤大人所自制者耶？”
明朝到了万历时期，长期驻扎在外统兵的武将世家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也就是家丁，世居辽东的李家，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军队统帅的不尊重，在李如松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丝武将军阀化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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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制武制度的不再得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明国力的衰退。
蓟州之变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这时候离崇祯登基只有32年。
在这期间，大明的国力始终在衰退，崇祯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明，17年后，心力交瘁，再也无能为力的他选择了在煤山自缢殉国。
从崇祯朝到南明，派到地方的督抚大员逐渐在兵权在握的统兵大将面前没了话语权，成了个空架子，杨嗣昌、孙传庭、史可法等都是如此。
随着国力的衰退，武将们逐渐失去了制约，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开始拥兵自重。到了崇祯末期，皇帝的旨意已经无法对武将形成约束力，孙传庭在陕西败亡后，崇祯手里已经没有一支能够自己直接指挥得动的兵力。
但这时候，明朝在纸面上的军队，仍然高达上百万，却都控制在左良玉、吴三桂、刘泽清、高杰这些武将手里，派到各地的督抚，早就对他们失去了效力。
【南兵|“南兵”和“北兵”之争——明朝军事不可言说之痛】这也是导致大明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