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地位|编户齐民与商品经济催化：试论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法学影响( 三 ) 宋良|消亡|奴婢|制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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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审案场景绘画事实上，自北宋建国以来，奴婢的性质早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官方诏令与刑律等正式文献记载中，对奴婢这类“贱民”多采用表现雇佣关系的“人力、女使”等称谓。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的“嘉祐敕”，也以法律形式将男女奴婢称作“人力”与“女使”，此时奴婢法律地位的变化，也可通过具体案例用以证明。如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宰相陈执中宠妾鞭笞女使（奴婢）迎儿致其死亡，殿中侍御史赵上书弹劾“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此事导致京城开封“道路喧腾”，百姓对其大加议论，欧阳修也对此做法表示不满，陈执中最后致仕罢相与此事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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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妇女剧照宋英宗时，有官员刘注“坐刺仆人面”，私自惩罚自家奴婢，最终被“追三官，潭州编管”，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这些都表明了宋代统治者不再死守高官残害奴婢可依“特权法”免罪或轻罪的传统教条。北宋后期，“人力”与“女使”的法律地位又进一步提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廷组织相关人员对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有关律例进行了修改，“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 真宗时杀无罪奴婢流放三千里的刑罚被大幅加重，即使私自杀害的是有罪人力、女使，严重者会被官衙判处死刑。到南宋时期，擅杀人力、女使，无论对方有罪与否，杀人者都是死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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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官员剧照三、两宋良贱制度的进步本质需要指出的是，宋朝人力、女使与雇主的“主仆关系”与前代主人奴役奴婢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即“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司马光在其《涑水家仪》中记载：“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馋、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 大意就是雇主也必须重视人力、女使的品行优劣，并加之区别对待，这也是宋代雇佣关系的主流做法。与其相反的是，若雇主品行不端，人力、女使处于弱势时，按同居法，虽仍有上下之分，尊卑之义，但人力、女使在契约届满后，自身去留可以自由，不愿留者，主仆关系随着契约的到期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