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从对科举争议案的处理，比较赵匡胤和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异同( 三 ) 科举|朱元璋|异同|理念|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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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剧照
不过，赵匡胤知道李昉为人老实，这个锅背的可能有点冤，所以只是对李昉略施薄惩，对上访考生有个交代，息事宁人，这事就算完了。第二年，赵匡胤让李昉官复原职，继续干翰林学士。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李昉作为主考官，手握取士之权，录取进士质量不高，并有偏袒老乡之嫌，受到责罚理所当然。但“责罚需匹配”，即便李昉有所偏私，也不是什么重罪，无需承担过重责任，给他降职处理是比较恰当的，这也是赵匡胤的一贯风格：不放过，不苛责，不一棍子打死。
朱元璋则不然，他以“夏榜”尽取北方士子后，帮北方士子出了一口怨气，但他认为考官偏袒南方士子，甚至推荐责任，糊弄自己是个严重政治问题，因此对张信等人大开杀戒，史料记载：
“（张）信等俱磔杀之，（刘）三吾以老戍，（陈）安阝、（刘）谔安置威虏。唯赦戴彝、尹昌隆。安阝、谔取回，为司宾司仪署丞，复杀之。”
老朱可真够狠的，张信等人获罪被残杀不说，就连春榜的状元、探花都被戍边安置，过了几年返回朝廷做官，仍被余怒未消的老朱砍了脑袋，大家明知道他们是冤枉的，却没人敢出来说话。朱元璋之所以下这么重的手，体现了他一贯狠辣的作风：你们想糊弄朕，朕就杀了你们，看谁还敢欺君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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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剧照）
2、赵匡胤重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朱元璋重威慑，树立皇帝权威。
赵匡胤怀疑主考官徇私，担心主考官权力过大，他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亲自考试举子，由此创设了殿试，并将殿试作为一项固定制度坚持下来。殿试制度把取士大权收归皇帝，让及第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很大程度减少了徇私舞弊的发生，又有助于巩固皇权，因此为元明清三代沿袭不变。
由此可见，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长效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朱元璋则不然，他一向猜疑心重，面对南北士子在科考中的激烈矛盾，他没有客观看待这是南北方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导致的实力差距，而是一味怀疑考官徇私，欺骗自己，因此大开杀戒，制造了一起科场冤案，其目的是以威慑手段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并未在制度上解决南北取士人数不均问题。此后的科场之上，仍然不分地区自由竞争，南方士子仍然“笑傲科场”。
正因为如此，即便有“南北榜案”的震慑效应，直到永乐年间，南方士子在录取总人数中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明宣宗时期，先实行“南六北四”即“南北卷”制度，又分“南北中卷”制度，先后将全国士子分南、北两区和南、北、中三区，分别录取，才依靠制度基本解决了取士南北不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