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民国政府如何应对传染病？民国|政府|公共卫生|鼠疫|阎锡

作者=曹树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谢泳曾以1918年山西疫情为例，证明85年前阎锡山政府对于肺鼠疫的预防工作，卓有成效。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虽然蔓延28县，导致2667人死亡，但是，疫情在蔓延74天后，即被扑灭。谢泳依据的史料源自疫后所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该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叙述疫情如何蔓延，第二编记载防疫行政如何展开，第三编收录与防疫有关的电文、法令和演讲稿。三编合计690页。承蒙谢泳寄赠所藏该书之第一、第二两编，笔者又在上海图书馆觅得该书，将第三编复印携归，并将第一编中的若干缺损页面予以补印。细读过后，觉得有必要对于此次疫情展开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项研究以1918年的肺鼠疫为中心，却不以之为全部。这是因为，关于民国时期的山西鼠疫记载，还有另外一些资料来源。其一，当时的医生留下一批珍贵的出诊报告。其二，当时各种报纸的相关报导。其三，1960年代新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展开对于历史时期山西鼠疫流行史的调查。只不过，其中有关1918年疫情，皆转引自《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比照各种文献进行阅读，有一个细节颇令人不解：1918年年初山西省的肺鼠疫大流行，没有波及晋西地区的临县和兴县，然是年秋天临县死于腺鼠疫者，多达181人，兴县疫死8人。实际上，在1918年以前，临县、兴县就多次发生疫情，每次死亡人口分别为数人乃至数百人。从1918年至1942年，临县、兴县每年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染鼠疫身亡。例如，1924年临县就曾疫死959人，兴县疫死170人；1931年临县疫死1198人，兴县疫死967人。相对于1918年的肺鼠疫流行，临县和兴县的“疫后之疫”不能说不严重，人口死亡不能说不多。按照1918年的政府动员能力，要消灭或遏止临县的鼠疫流行，并不十分困难。然而，自1918年春天以后，那个曾经展现其高度动员能力的政府不复存在。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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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由于1918年春天结束以后，山西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政府权力的弱化，从而使得政府的防疫职能，不是加强，而是缩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于民国时期山西地方政治史作一简单的回顾。
民国时期的山西政治，与阎锡山密不可分。1916年7月，阎锡山任山西督军。1917年9月兼任省长，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1918年1月至3月的肺鼠疫大流行，即发生在阎锡山掌控山西军政大权的三个月以后。
1918年4月，即肺鼠疫被扑灭以后，阎锡山在政治上推行“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在经济上推行水利、蚕桑、植树、禁烟、种棉、造林和畜牧。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