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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祭行神的特别假日，常常是盛大而热烈的庆祝。隶属行会的商店，要分摊聚宴、演戏、游行的费用。对农民来讲，这个节日是社日，有春社和秋社。早在周朝，这些庆典的开支就已成为农民预算里的例常项目。在祭社神以后，酒肉由乡中众人分享。如果碰到丰年，家家户户都会有人喝醉，要家人扶着回去。这一天，所有人都完全没有工作，包括学童和妇女。因为有一个迷信，如果这一天谁不休息，就会变得又蠢又笨。元代以来，社日逐渐衰退，有人认为这是蒙古外族朝廷禁止群众集会的结果。但是农人仍然常在村中的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节庆，虽然庙神和节日各地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重要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结论如果借用柯睿格教授一篇深具启发性的论文的题目，从上述探索所浮现的简略画面或许可以称为“传统中的变迁”。帝制时代中国的作息时间表由于若干因素而有某种改变，在早期是宗教的影响，在后来的朝代里则是商业的兴起和中央政治权力的增强。但是很清楚的有一个耐久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秩序在延续，而且充分地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两者的时间表中反映出来。更广泛的研究，例如，包括军人、优伶、渔民等团体，可能揭露更有趣味的细节，但多半不会改变这个概略的画面。显然帝制时代中国的各个团体觉得遵行规律的作息时间表是很自然的。古代传统所强调的美德是勤。例如，在《尚书》里，有些古代的统治者赞美对国事要勤，对家事要俭。《左传》引用古代的箴言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早期的哲学家曾经解释一些和作息时间表有关的基本原则。例如，孔子在评论一个为驱赶厉鬼而举国兴奋的节日（蜡）时，体认到用休息和娱乐来松弛工作紧张的价值（所谓“一张一弛”）。当孟子反驳所谓农家的思想时，显示出他清楚地体认到另外一个原则——分工。至少，早在周朝，士、农、工、商四个职业阶层已经成为标准。现代的西方人有时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应该记住，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传统对勤劳的强调及遵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大概有助于中国这一个长久的帝国的维持，而这些因素无疑地将会证明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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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杨联陞著《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_原题为为《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为阅读方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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