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从利玛窦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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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和徐光启四百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并取得徐光启等上层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的欣赏和信任,让西学东渐、东学西渐成为可能。一方面,西方的几何学、天文学等近代科学知识,通过利玛窦等人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孔孟之道、科举制度也在这些传教士的介绍下传到西方,而在此之前,西方所能接触到的,只有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中国有形的器物。然而利玛窦打开的中西交流大门不久就面临关闭的风险:1644年,清军入关,中国政局陷入大混乱,中原大地上一度出现清、南明、李自成、张献忠等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原本活跃于明朝士大夫阶层的西方传教士也出现分化,德国人汤若望等留在北京,受到清廷的信用;波兰人卜弥格则活跃于南明永历朝廷,成功地让永历全家诡异天主教,并鼓动其向罗马教廷求救;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麦哲伦后代)等成为张献忠的“国师”,试图在大西南打开局面。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传教,但不论是对天主教毫无兴趣的清廷,还是全家皈依的南明永历,真正的目的还是借助西洋技术,压倒国内的竞争对手,因此这些传教士并非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其它才能被借重。汤若望作为明朝宫廷要人被清廷继续信用,关键在于他能制造洋炮,还善于推算历法;卜弥格为永历母子推崇,则是因为他既能从澳门招募葡萄牙炮手,又信誓旦旦可以从西洋拉来援兵;利类思、安文思在张献忠被清廷消灭后居然进了北京,成为清朝皇帝的贵客,也是由于汤若望向清廷推荐,说这二人都是历法和天文学的专家。在清初,这种交流曾一度十分热烈,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官选拔制度成为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推动力之一,而洋枪洋炮、西洋钟表、眼镜、牛痘、肥皂等近代西方科技产物,和部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来,清代是中国天文学和数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在这两大领域中国仍然居世界前列,和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所打下的底蕴不无关系,汤若望在顺治皇帝为选立继承人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以“得过天花者有免疫力”为由,促使后者立从天花中死里逃生的玄烨为继承人,而成为康熙皇帝的玄烨不仅坦然采用了西洋人编制的历法,而且本人也认真学习过西洋天文学和数学。然而这一交流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在中方看来,西洋人的长处在于“奇巧淫技”,也就是各种精巧的东西,这些有的根本没有用处,如地球仪(只要记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行了,什么五大洲四大洋都是胡扯);有的虽然有用,但中国人学会也就可以了(如造钟表);有的则只能用其物,而其思想、理论则是异端邪说,远不如中国的经史子集(如洋枪洋炮),在这种思想下,一些西洋事物得到推广,而西方科学理论则被蔑视、压制,如历法,明明是西洋的更准,但一些保守派人士却百般阻挠,甚至在公开比试落败后,喊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口号,曾被信用、对清廷十分忠诚的汤若望,最终竟因此被迫害致死,而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一度十分抢手的洋枪洋炮反倒被清廷视为“不稳定因素”,“洋鬼子”自然就更没什么用处,甚至被视为危险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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