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从利玛窦开始说起( 三 ) 汤若望|清廷|张献忠|西洋|利玛

文章插图
在中国近代史上“戏份”很足的郭士立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一点点打开了大门，五口通商和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更多的外国人开始到中国来寻找机会和运气。和此前以传教士为主的单一结构不同，这时期来华的洋人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他们中有许多是商人，在第一批通商的五口中，最后起的上海却在不经意间成为洋人最青睐的地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镇江，让上海的地方官迫于军事压力，对洋人采取拉拢、接纳，而非排斥的态度，江南的富庶、繁华和文化昌盛，又让西学东渐更容易开花结果。美国人罗孝全曾说，许多欧美商人为获取利润，不惜冒着战火，在清军和太平天国交锋拉锯的地区往来奔走，他们将军火销售给交战双方，将各种工业品销售给手工业遭破坏的江浙民间，又从被切断了传统销售通道的江南丝农、茶农手里大量收购，并在上海就近设厂加工。近代金融业、近代民族工业都是在此基础上萌芽的。他们中还有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如美国人华尔，后来招募中国人组建洋枪队，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成为中国采用西法练兵的开山鼻祖；美国人白聚文，曾接替战死的华尔任洋枪队统领，后来却叛投太平天国，企图跟洪秀全联手灭清，平分疆土，遭拒绝后多次在清、太间来回“跳槽”，成为各方聚焦的风云人物。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方洋务运动的开始，更多的“洋员”渗入中国社会，如英国人赫德垄断了中国海关关务；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帮助中国建立马尾船厂，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英国人戈登等帮助李鸿章等练兵，琅威理等协助中国建成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由于洋务运动的重心在北洋大臣驻地——天津，当时的天津成为洋人聚居的又一胜地，这些人有的试图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有的则将从铁甲舰到火柴，五花八门的洋货推销到中国。而此时的上海也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从马勒、哈同这样的富商，到只求糊口的印度“阿差”、吉普赛舞女，都纷纷来到这块崭新的热土。毋庸讳言，这些洋人中有许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到来，使得中国主权丧失，资金外流，如赫德主持海关，使得中国丧失海关权宜大半个世纪；法国人援建的马尾船厂“像个大玩具”，10年苦心经营，却抵挡不住法国远征舰队的一次袭击；英国人李斯本擅自篡改合同，搞出了由他一手控制的“中国舰队”，被中国政府强令解散时竟勒索巨额赔偿。一些洋人不顾中国国情胡乱建设，如船政学堂因为航海学被英国人把持，造船学被法国人把持，结果同一所学校里，前者要用英语、后者要用法语教学，造成许多混乱和不便。但在客观上，洋人的大批涌入，让中国人更感性地了解到，西方的强大并非仅仅由于“奇巧淫技”，“船坚炮利”，而是由于科学、文明和体制的进步，中国开始系统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思想和制度，正是从这些各怀心思的“洋师傅”涌入中国开始的。这些洋人中也有一些的确怀着真诚帮助中国的心，如英国人琅威理在北洋舰队尽心竭力，作出卓越贡献；美国海军军官马吉芬在甲午海战中浴血奋战，身负重伤被迫回国治疗，不堪痛苦自杀时，还在遗书中叮嘱家人，让自己身着全套北洋舰队制服下葬，好和牺牲的中国战友团聚；英国军官戈登虽然受英国军事当局指示，为英方利益服务，但在中国任职期间忠实职务，离任后更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这些私人建议中有的包含有帮助中国争取主权、反制外国讹诈的内容；英国人马格里作为炮兵顾问，娶中国妻子，加入中国国籍，为中国建立军工厂、采用西式军队操典作出贡献，还曾作为中方随员出访英国，帮助培训了第一代中国外交官。外国冒险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其中著名的如瑞典人斯文赫定盗掘楼兰遗迹，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盗窃敦煌文物等等，他们的行径使大批中国国宝流失，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全球性中国古文明研究的展开。辛亥革命后，来华的外国人更呈多样化趋势，其中多了学者、教育家和采访人员的身影。中国政体的剧变引起许多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一些人试图“为帝王师”，兜售自己的理论，如美国学者古德诺就曾任袁世凯顾问，兜售过“中国不宜共和论”，另一些学者，如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则抱着文化交流的兴趣来华访问。庚子赔款让中国大伤元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让中国收回部分权益，其中一部分返还的庚子赔款被西洋人用于发展教育，这笔资金吸引了孟禄、推士都、麦柯尔和司徒雷登等人来中国发展教育，燕京、南开、暨南、同济等一批近代高等学府，都因此拥有了或多或少的外国血统。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则在中国农村开展调研，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他们中包括明恩溥、凯恩、迪特莫尔、白斐德、甘布尔、戴乐仁、白克令等等，他们以“旁观者清”的视觉和现代统计手法，为中国农村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素材。一些抱持理想主义的外国人将人造语言——世界语带进中国，至今中国仍然拥有世界最大的世界语爱好者群体。外国采访人员并非在这一阶段才进入中国，但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却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时代周刊》大篇幅报道中国抗战，曾震撼了欧美，为中国赢得国际普遍同情，而“3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拉）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更是难以磨灭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积贫积弱，但也并非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抗战早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武官卡尔逊准将受中国抗战精神感召，在西方推行“工合运动”，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精神，卡尔逊还将“工合运动”带进美国海军陆战队，并运用八路军战术袭击了日本占领的岛屿。这期间传统的外国人——商人、传教士和军事顾问仍然大行其道，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鲍尔、克里拜尔、魏彩尔、塞克特和法尔肯豪斯等，既帮助蒋介石打赢中原混战，围剿红军，也协助中国建立现代国防，在抗战早期发挥重要作用。抗战相持和反攻阶段，苏联、美国和法国志愿者，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