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从利玛窦开始说起( 二 ) 汤若望|清廷|张献忠|西洋|利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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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儒”而在这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看来，他们推广西方文化、为清廷造枪炮，都是为了更好传教，在他们看来，这些西方文化产物是“末”，而传教才是本职，且这些人中大多数对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只是一知半解，有些甚至毫无兴趣，这使得彼此的交流大打折扣。1704年11月20日，在原教旨的意大利传教士黎安当推动下，罗马教廷宣布不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被激怒的康熙随即下令全国禁绝基督教，中西交流的黄金时代，也因这次飞来横祸，暂时戛然而止。然而被禁绝的仅仅是基督教在中国人中的传播，许多西方人仍然在中国活跃，中西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只是规模和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宫廷里，皇室仍然有西洋人服务。汤若望被平反，他的徒弟、比利时人南怀仁继续为康熙造炮、制订历法，法国人张诚则成为康熙的天文老师，还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起草，前面提到的安文思为清廷制造了从天文学仪器到各类机械的大批实用器材，意大利人郎世宁和波西米亚人艾启蒙不但成为清廷宫廷画家，而且参与了圆明园的设计。清初几位皇帝对西方事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兴趣：顺治对基督教有一定好感，并在皇宫内接种牛痘；康熙对数学、天文学都有浓厚兴趣；雍正酷爱眼镜、西洋发条玩具，还曾经吃西餐，戴上西洋假发画像；乾隆是出了名的自鸣钟爱好者，当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来访并呈上自鸣钟时，他曾不屑一顾地表示，自己的收藏远比英国人送来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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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晋谒乾隆在民间，尽管清代实行海禁，中国人出洋受到严格限制，但西方商人仍可在广州，通过“十三行”与中国做贸易，大批茶叶、瓷器被销往欧美，这些西洋商人也扮演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德化、景德镇的瓷器上出现了西洋神话故事，而荷兰的代尔夫特、法国的利莫日也在交流中逐步成长为西欧的“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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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墓地此期间中国境内介绍西学的书籍很少，但西方却开始流传着介绍中国的书，如安文思的《中国新志》，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大全》、《中国道德与哲学》等，在西方掀起了一阵中国热。1793年，英国特使马尔戛尼打着为乾隆祝寿的名目，从海路抵达热河行宫，要求与中国自由通商，被拒绝后获准从陆路南下广州出海。此行马尔戛尼携带了大量西方器物、书籍，但被乾隆以“中华无所不有”所拒绝，心怀叵测的英国人沿途窥伺了中国边防情况，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只需要一支有组织的小部队就可以轻易得逞，极力主张对华动武，以打破中国的商业大门，虽然此建议被搁置，但他的报告重新引发了欧美冒险家对华的兴趣。181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秘密印刷《圣经》，1823年编出世界上第一本汉英字典，方便了中西方的直接交流。他还向基督教世界发出倡议，呼吁更多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响应而来的普鲁士人郭士立曾偷偷走访武夷山区，并在1834年将福建“大红袍”茶种偷到印度大吉岭，彻底改变了世界茶叶贸易的版图，他从1832年起已在中国沿海要塞考察了3次，写出了一本翔实的考察报告，成为当时西方对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英国人裨治文曾经帮助林则徐翻译西方报纸，为后者介绍西医，还曾现场观看虎门销烟。这期间来华的不仅有传教士，还有医生、教师、贸易商人等等。不可否认，他们中的许多人别有目的，有的甚至心怀叵测，如不少商人从事了非法的鸦片贸易，普鲁士人郭士立曾为侵华英军引水，甚至参与《南京条约》签订；裨治文接近林则徐的目的，是想用“船坚炮利”吓倒林则徐，并公开警告“中国军队必败”，后来在鸦片战争期间他还公开鼓吹武装干涉；以医生身份来广州的美国人伯驾，后来居然成为美国驻华公使，积极推动治外法权……但在客观上，他们接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断层，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就是从郭士立妻子所开办的马礼逊纪念学校，迈出向世界、看世界的第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