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从东洋刮来的西学风( 二 ) 东文|西学|兰学|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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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纳治五郎的弘文学院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日语最主要的机构，他还是日本现代柔道的创始人留学东洋之所以一时成风，一是因为日本以胜利印证了其领先性，说白了就是有其可学之处；二是一衣带水，距离短，风俗近；三是费用低。张之洞就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劝学篇》第117页）1897年年初，京师同文馆设东文馆，专门教习日语；3月18日，广州同文馆东文馆也开馆。而据1918年《上海县续志》记载,上海广方言馆也曾设日语班，但因学生太少很快被裁撤。与此同时，翻译日文西书大热。所谓“日文西书”，是指翻译成日语的西洋原著。近现代，很多西洋原著的最早汉译本其实是译自日译本，后来逐渐又以西洋原始底本汉译，版本逐渐完善。比如，最早的《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就是陈望道1920年从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文本汉译的。当时，国内机构、留学人员都很热衷翻译、出版日文书籍，日书汉译数量急増。据熊月之先生的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数字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籍的数字。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译自英文的共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16%；译自德文的24种，占4%；译自法文的17种，占3%；而译自日文的有321种，占总数60%。至于这一时期各种报纸、杂志上所介绍的西学，更难计其数，可以说是无报不译，无刊不译，无期不译。”（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0页原文及注释）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难理解，因为日文中译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一种捷径。首先，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翻译西洋著作的速度突飞猛进，虽然质量好坏大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涉及的范围、内容和数量是中国绝对不及的。张之洞因此认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劝学篇》第117、128页）；其次，与英德法语等西文相比，日语与汉语具有天然的联系和近似性。日文更易学易懂，日书更易译易解。大家都知道，现代汉语直接传承自古代汉语，但二者的差别仍是巨大的（流传至今的古代汉语绝大多数是书面语，口头语极少；现代汉语也有书面语与口头语之分）。这不仅体现在二者的语法不尽相同，也体现在词汇量的不同。总的来说，语言越近世，词汇量越大、越复杂。而现代汉语中的很多新词汇来自中译日文书籍，其时间集中于晚清时期。特别是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因为日译西书所用的词汇，中国人大多一看即懂，并不需要二次转译，原样照搬即可。这也包括一些音译词汇，很多是日本先译，而且以汉字书写，后由中国译者沿用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