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曾国藩早年穷得借钱过年,一生积蓄勉强够办一场丧事
曾国藩出生一个耕读家庭,家庭环境还是比较宽裕,基本上不为钱财发愁。不过,他做京官后,反而过了一段穷日子。
那是1841年的事情了。当年12月21日,年关在即,身处北京的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中,曾国藩不无凄凉地写道:“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彼时,曾国藩在翰林院担任从七品的检讨一职,相当于今天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这样一名从七品京官,竟然要靠借钱才能过年!其实,这是清朝低品级京官的普遍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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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官员的俸禄比较低,没有各种灰色收入的京官更为典型。以曾国藩为例,他的年俸为45两白银,再加上“恩俸”和“禄米”,大约有135两银子。
曾国藩的开支又是怎样的呢?曾国藩自己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一天用1两银子,一年需要300多两银子,才能勉强平衡开支。
很显然,曾国藩每年135年银子的收入,根本就无法应付300多两银子的开支。好在当京官有一个好处,就是外省官员进京后,为了构建关系网,往往会给熟悉的京官送礼,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其余日子送“别敬”。但曾国藩刚入翰林院,位地权轻,别人送礼的机会不多,有没有纯属看运气。
1841年,曾国藩总共收了12笔97两银子,然而如前面他给父母的信中所言,“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所以曾国藩就傻眼了,入不敷出,只好借钱过年。
曾国藩做京官,一做就是10多年,从一名从七品庶吉士,一步步爬到从二品工部左侍郎。期间,虽然俸禄增加不少,但他的生活状态还是没有多大改善,经常招人借钱,给父母、兄弟的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字样。1842年底,曾国藩的欠债总额甚至达到了400两银子。
直到投笔从戎、创建湘军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统兵大将可以支配的钱财很多,灰色收入的渠道也增加了很多,如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让许多统兵大将赚得盆满钵满。以李鸿章为例,他带了10多年淮军,设立了一个小金库“淮军银钱所”,以供日常使用,历任时已经积存了现银800多万两。可是,曾国藩不屑于这样做。他在创建湘军后,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很多。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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