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死得最可惜的名将，害死他的人授勋开国上将 1955年我军授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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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死得最可惜的名将，害死他的人授勋开国上将。名将|我军|授勋|开国上将|钟伟|吕赤|陈伯钧---

1955年我军授衔时，大多数将军都表现得很知足，一句常说的话就是：“相比那些在革命路上牺牲的人，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

确实，在我军历史上，有很多名将都牺牲在了胜利前，没有等到授衔的那一刻。比如今天咱要说的这位吕赤，堪称我军历史上死得最可惜的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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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死得最可惜，不是没有道理的。别的名将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死在斗争中，但这位吕赤，却是被自己的部下擦枪走火给意外打死的。而且这位部下也不是一般人，后来成为功勋卓著的开国上将，名叫陈伯钧。

先来说说吕赤吧。

吕赤是四川人，1925年考入了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第四期，跟林彪、张灵甫、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人成为同学，后来相继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算得上我军中资历颇深的名将。

1927年底，毛泽东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甚至今天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也都是在军官教导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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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军官教导队第一任队长，就是吕赤，足见其能力之强，地位之高。

当时的副队长就是陈伯钧，还只有17岁，下面的区小队队长还有陈士榘、张令彬，后来分别成为开国上将、中将。

1928年3月，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捡到了一支手枪，都生锈了，但当时军队中武器奇缺，尤其是手枪，更是少见，所以陈伯钧非常爱惜，还拿去跟队长吕赤炫耀。

吕赤看了看，笑道，这哪是手枪啊，都没法用了，就是半斤铁！

陈伯钧当时还只有17岁，少年心性，不服气地说，你等着，等我修好了再看你怎么说！

过了几天，这支手枪还真被他修好了，兴冲冲地跑去找到吕赤，用枪指着吕赤的头说，看看，我修好了，这就是一支手枪！

说完，陈伯钧随手一勾扳机，就是想吓唬吓唬吕赤，却不料枪里真的有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顿时血流满面，当场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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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也吓呆了，谁能想到这把破枪里还有子弹？谁能想到子弹还真能发射出去？

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赶紧把陈伯钧押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求发落。

毛泽东也犯了难，按理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陈伯钧也确实是无心之失，罪不当死，而且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不能再失去另一个，于是毛泽东就跟军法处的人商量，免他一死，让他戴罪立功。

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一是撤了他的职，到下面当副连长，二是重打一百大板。

打哪里呢？不是打屁股，而是打手心。据陈士榘回忆，等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开始冒血，脸色也开始发白，但仍然咬牙坚持着，一声不吭。

打板子的人也都是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看他那个样子，都有点不忍心，就有人带头说，我们打得重，一下顶五下，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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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陈伯钧跟吕赤的经历还有些相似，都是四川人，都考入过黄埔军校，也都参加过秋收起义，都是毛泽东的嫡系爱将。后来的陈伯钧，确实也实现了毛泽东让他“戴罪立功”的意愿，先后在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干过，而且都是军级以上干部，在开国将帅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不过，陈伯钧这个人似乎有点招黑体质，在历史上有不少关于他的谬传，比如著名的“少将芝麻酱”事件。

在流传的版本中，陈伯钧在抗战开始后印了一些名片，上写“少将旅长”，有一次去见毛主席，还给毛主席递上了一张名片，让毛主席很不舒服，尤其是毛主席在问他一些部队上的问题时，陈伯钧回答得有点马虎，惹得毛主席大怒：“什么少将芝麻酱！”

那么真实的版本是什么呢？陈伯钧在日记中专门记载过这个事儿——

“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批评过我们。”

这样看就很明白了，陈伯钧印这样的名片，不是出于虚荣心理，而是工作需要。而且，陈伯钧去见毛主席的时候，也没有递过什么名片，因为他们相处十多年，哪儿还用得着名片？真实的情况是陈伯钧的警卫员有一次跟毛主席的警卫员在一起，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就给了他一张，结果就给传成了这个样子。

还有一次谣言是关于钟伟的，说在渡江战役时，钟伟陷入了白崇禧的包围圈，上司陈伯钧下令撤退，但钟伟牛脾气上来了，掏出手枪指着陈伯钧的头说：“再说撤退，老子毙了你！”

这个故事意在突出钟伟的火爆脾气，但其实是个谬传，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发表过这篇文章的《三联生活周刊》还专门向陈伯钧的后人道歉，大家就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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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新华社不失时机地发布了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这份名单除了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要员外，还包括了一些文人教授、在野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

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往事，“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也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忘怀，那终究是我们民族的过往，他们也必将被惦记，无论是好是坏，是忠是奸，还是有功有过，有善有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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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号战犯　蒋介石：悬棺待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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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49年，蒋介石逃至台湾。当时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惶惶不可终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国民党政权有了自保的机会，蒋一面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一面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1972年，蒋因感冒并发肺炎，又发生车祸，致一蹶不振，1974年复因流感引起肺炎，终于在次年4月5日清明节一命归西。遵其遗愿，“灵柩暂厝于慈湖，俟来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这一愿望，如果还是意在“反攻大陆”，已是绝无可能，但如是移葬大陆，中共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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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战犯　李宗仁：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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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49年1月，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大陆解放后，他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被台湾当局罢免“代总统”职务。随后在美居住长达十几年。晚年，受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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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轰动世界。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文化大革命”时，受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第三号战犯　陈诚：主政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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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字辞修，号石叟。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1965年3月5日，陈诚因感冒并发肺支气管炎在台北停止了呼吸。

第四号战犯　何应钦：失权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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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1890-1987，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去台后，曾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计划主席。何应钦原是蒋介石的宠臣，但因其曾偏袒桂系，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意图主持武力进攻西安，欲在讨伐中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而逐渐大权旁落，但仍保持相当地位。去台后，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闭门思过”。于1987年10月20日死于台北，时年98岁。

第五号战犯　白崇禧：独死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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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回族。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白崇禧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他于死地，但当时同属桂系的李宗仁尚在海外，蒋介石还要利用白来牵制李，所以没有下手，但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保密局对他进行监视。

后蒋获悉：白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遂令毛人凤筹划暗杀，但白因副官救助幸免于难，从此深居简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时白妻病逝，他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遂终日寻欢作乐。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感，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1966年12月2日被发现气绝身亡。

第六号战犯　顾祝同：心思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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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1893-1987，字墨山，江苏涟水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曾多次提拔、指导蒋经国。他晚年身体很好，散步养花，生活规律。

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还与何应钦一起，兴致勃勃地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l987年1月17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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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号战犯　陈果夫：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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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

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写过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

第八号战犯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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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

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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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号战犯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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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1880-1967，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之一，山西省太谷县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1948年赴美为国民党政权寻求贷款，随即定居美国。在美国，孔祥熙貌似当寓公，实则替蒋介石做着暗中牵线的角色，被美国人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

1960年10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孔祥熙受国民党当局指使，暗中向尼克松提供竞选费用的内幕曝光。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纽约一家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引述他的一位前下属所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给予了很高评价。

第十号战犯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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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49年，宋先赴法国，后定居美国。虽作为皇亲国戚，但蒋宋并不始终和善，宋在美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一直在建设自己的独立王国，结识并在经济上照顾着各种势力的人物，还曾被指从加拿大向中国内地走私枪支，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警觉，但也对他无可奈何。

1963年，宋曾接受蒋介石邀请，访问台湾。蒋仍指望借助宋对华盛顿施展影响，但无果。1971年4月24日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宴会上，传出一条消息：前国民党政要宋子文，因误吞鸡骨被鲠死，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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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号战犯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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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1889-1991，号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因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奉蒋之命，频繁往来台北、东京之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

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晚年的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还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一起轮流做东，参加“三张一王转转会”。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第十二号战犯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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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51年回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翁文灏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

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1951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第十三号战犯孙科“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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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曾任考试、行政、立法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美国，以种菜为生。1964年由美国至台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但只是木雕泥塑偶像。他一生节俭清廉，在这点上没有给自己的先父留下污点。1973年9月20日，孙科在台北逝世。举行葬礼之时，宋美龄出面瞻仰其遗容，亦算是对孙家的一个交待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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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号战犯吴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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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城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生于江西九江。曾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1949年底，吴铁城逃到香港，后到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吴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1953年，吴因好友王世杰撤职查办之事，自恃劳苦功高，与蒋当面顶撞。

蒋原就对吴曾支持李宗仁怀恨在心，故当面责骂，并将其赶出了大门。吴年近古稀，受此“大辱”，当夜连服三枚安眠药。次日，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已长眠不起。

第十五号战犯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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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县人。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

但他本人既无什么学历，也无文凭。后于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了却其一大缺憾。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

第十六号战犯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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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是国民党内反共理论权威，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戴季陶也同蒋家王朝一样，最终避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

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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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号战犯吴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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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1884-1950，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字达铃。曾主持《大公报》，任社长，后投奔蒋介石，从此摇身变为国民党的鹰犬，使《大公报》的立场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工具。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曾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结果弄巧成拙。1950年8月23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

第十八号战犯熊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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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字天翼。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式辉受命负责“接收”东北，败于解放军，他本人也从此失宠于蒋介石，退任虚职。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由于蒋对他的冷落而举家迁往香港。

1954年7月，熊式辉到台湾，但不为陈诚所容，连蒋介石的面也未能见上。最终完全沦落成一介草民，后又迁回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终年81岁。

第十九号战犯张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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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在台期间，他与陈诚配合，共同经营台湾，政绩突出，一度深得蒋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驻日本国大使”。在日本与台湾关系疏远后，蒋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但清廉自律，一心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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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号战犯朱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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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去台湾前，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负责将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及书籍运往台湾，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为中央研究院在台发展的基础。

他为在台重振中央研究院煞费苦心，最后却于1957年不得不黯然告退，让位于对中央研究院无尺寸之功、由蒋介石圈定的王世杰。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病逝，终年71岁。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

第二十一号战犯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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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字雪艇。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台湾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研究院院长等职。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及蒋氏父子专制统治的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被革职查办。

6年后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的王世杰经常独坐在花园中低吟苏东坡的《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81年4月，王世杰病亡于台北，享年90岁。

第二十二号战犯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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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在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期间，为争取山东问题的解决，代表中国据理直言，赢得了极高的声望。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使，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国民党逃台后，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晚年的顾维钧身居美国几十年，但始终未入美国籍，并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抱有坚定而执著的信念。1985年11月，即将迎来97岁华诞的顾维钧仙逝于纽约寓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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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号战犯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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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1897-2003，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任蒋介石的秘书与英文翻译。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谈判，为事件的和平解决与随后的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加了蒋介石对她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多次赴美为蒋争取援助。

到台湾后，由于蒋介石有意扶持蒋经国，其“第一夫人”的位置日益礼仪化。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逐渐淡出台湾政坛，赴美长期休养。晚年仍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反对台独。2003年10月23日，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著名女性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6岁，她也是43人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第二十四号战犯吴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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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字峙之。曾任重庆市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去台后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曾得到蒋介石欢心，但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吴国桢，反对蒋氏父子“家天下”，于1953年离台赴美。

后因被台湾当局指控卷入“王世杰案”，与台湾蒋介石政权隔海对骂，公开指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6月6日在美病逝。

第二十五号战犯刘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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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逃往香港，但在九龙遭土匪抢劫，竟落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此时台湾当局又以他滞港久未归队，取消其战略顾问资格。当年10月，刘峙被迫流落印尼，以教书糊口。1953年10月，由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说情，台湾方面终于给刘峙出了一张“入台证”。回到台湾的刘峙于次年被委任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虚职，他在台中的寓所深居简出，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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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号战犯程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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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的功臣礼遇有加，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年已古稀的程潜操舟。1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第二十七号战犯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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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抗日战争中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巨大战绩。后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底，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防守海南失败。到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长期赋闲家中，未得蒋氏父子的重用。

到了1990年2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当局出于安抚和拉拢资深及军系“国大”代表的考虑，居然推出96岁的薛岳主持开幕典礼。结果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进行抵制，弄得薛岳好不尴尬。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第二十八号战犯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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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战局失利，被蒋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卫化装出逃上海，再乘船到香港，开始隐居生活，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与蒋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秘密回到了祖国大陆，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尽心尽力。卫立煌早年从军，曾两次因坠马而导致脑震荡，使健康受损。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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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号战犯余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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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字幄奇。曾任陆军总司令、华南军政长官。解放后，从海南岛退往台湾，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是有名无实。长期闲居台北北投郊区的家中，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悠闲生活。晚年空虚无聊，便皈依基督，成为虔诚的信徒，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早已荡然无存。1981年12月17日去世，终年85岁。

第三十号战犯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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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是蒋介石嫡系，一度执掌西北军事实权，被称为“西北王”。1947年曾率部进犯陕甘边区，受到人民解放军痛击。解放战争后期率部撤往西南。

逃到台湾后，胡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又被调任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旋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研究员”等职，从此完全失去往日“西北王”的威风。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

第三十一号战犯傅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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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字宜生。傅作义在北伐战争期间以守涿州而闻名，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怀柔三役、绥远战役和光复五原的战役，都取得巨大胜利。傅作义因此成为民族英雄，并有“常胜将军”之称。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长期心系祖国统一，临终还留下一篇对台讲话，盼望台湾能通过和平统一的方式回到祖国的怀抱。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将军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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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号战犯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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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踞晋自保，投奔蒋介石后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3月逃出太原。南京解放后，曾在广州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去台湾后，任“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实际被蒋介石剥夺了实权，只存虚名，而在名义上蒋却给予阎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的评价。1960年5月21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第三十三号战犯周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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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1896-1986，浙江临海人，原名百福。原为陆军将领，后受宋美龄赏识，负责创建中国空军，并在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周也因此一直升至空军司令之职。去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侍从室主任等职。其间政绩突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

周至柔侍母甚孝，其母直到93岁高龄才去世。周还披麻带孝，甚为悲哀，这点颇得世人好评。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享年90岁。

第三十四号战犯王叔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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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铭1904-1998，原名王勋。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空军航校学习，回国后投奔蒋介石，是国民党空军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解放战争时期任空军副总司令。去台后，活跃于军政两界，先后任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王为人倔强阴险，火气大，善耍手腕，有“王老虎”之称。他爱好广泛，最喜欢跳舞，常由亲信驾车寻找舞伴。尤其爱好京剧，公务之暇常参与唱和，并创立大鹏剧校，训练京剧人才，组建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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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号战犯桂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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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江西贵溪人。在黄埔军校时深得何应钦器重。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得到蒋介石重用，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率教导总队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伤亡重大。后被派往英国开展军事外交。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中，“重庆舰”等几十艘军舰起义或投降解放军，使国民党海军损失巨大，桂永清因此受到“弹劾”。去台后，辞去海军总司令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54年，升任参谋总长。但上任不足两个月，便因病身亡。

第三十六号战犯杜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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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又名光亭。曾参加北伐战争。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赴缅甸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晚年的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统一，曾多次发表文章，寄语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第三十七号战犯汤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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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1900-1954年，浙江金华人。北伐战争时投奔蒋介石，成为其嫡系。抗战初期建立卓越功勋，但在防守河南时名声不佳，有“水旱蝗汤”之称。日军进攻河南时率部溃逃，造成中原大溃退的惨局。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在上海负隅顽抗，同年5月守军覆灭。汤逃往台湾，任“总统府”顾问虚职。在大陆时，汤曾出卖劝其投降人民的恩师陈仪，致陈仪遇害，因此背上“卖师求荣”的恶名，受到朋友离弃，落落寡合。1965年6月29日，在日本手术期间死于医疗事故，时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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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号战犯孙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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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1900-1990年，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抗战爆发后，任三十八师师长，远征缅甸，获英国皇家勋章。去台后曾任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受命“整军”，但他在“整军”的过程中损害了黄埔系的利益，并因试图削弱军队政工制度而得罪蒋经国，使得蒋介石担心孙最终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阻碍蒋经国日后“接班”。

1955年6月，孙的下属郭廷亮因策划“兵谏”被捕，孙立人也被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90年11月7日在家病逝，终年90岁。他至死也没有等到当局的平反。

第三十九号战犯马鸿逵“宁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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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人，字少云，回族。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后随冯玉祥。1929年投蒋，任宁夏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积极参加并进行反共、“剿共”。1949年溃逃于台湾。马鸿逵在西北时与马步芳互相倾轧，“贻误战机”，在台湾受到“弹劾”，由原来的一品大员已成寄人篱下。不久迁往美国，在美期间虽生活富足，但妻妾争风，子孙不睦，令他极为痛苦。1970年1月，马鸿逵病逝于美国。

第四十号战犯马步芳“青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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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早年服从冯玉祥，后弃冯投蒋，通过依附强权，并吞弱势，逐步奠定了在青海的统治地位。曾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马步芳素有虎狼之性，曾残酷镇压西路红军，盘剥青海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西北解放前夕，马步芳逃往台湾，后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曾任台湾驻沙特“大使”，虽年将垂暮，却恶性不改，不仅侵犯部属之妻女，甚至罔顾伦常，强暴自己的亲侄女。台湾当局终于以腐化无能为名将其免职。1975年，病逝于沙特阿拉伯，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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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号战犯陶希圣

我军死得最可惜的名将，害死他的人授勋开国上将。名将|我军|授勋|开国上将|钟伟|吕赤|陈伯钧---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陶原系文人，曾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后秉笔从政，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逃，任伪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至上海，揭露了意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汪日“密约”。后成为蒋介石御用文人，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集中阐述蒋介石的理论，为发动内战制造依据。去台后，陶希圣曾任“中央”评议委员、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6月去世，终年89岁。

第四十二号战犯曾琦

我军死得最可惜的名将，害死他的人授勋开国上将。名将|我军|授勋|开国上将|钟伟|吕赤|陈伯钧---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在留学法国期间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6年任“国大”主席团主席，次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1948年秋赴美，鼓吹美国应继续援助。

第四十三号战犯张君劢

我军死得最可惜的名将，害死他的人授勋开国上将。名将|我军|授勋|开国上将|钟伟|吕赤|陈伯钧---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鼓吹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在蒋介石拉拢下，参加伪国大。国民党逃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以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去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