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传》重订版书评
《童书业传》
经过作者重新修订，此次新版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一)天一阁近年提供的大量童氏家族、家世资料；(二)吸纳了近年对童书业先生及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等学术成果的综述；(三)增补了其教育思想及教育经历的内容；(四)增补了其关于精神病与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与华东师范版比较，增加了大量童氏家族史料。将童先生毕生学术成果全部整理完毕；对其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作出完整评述。补全了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强化了其心理学、精神病学研究成果。
书名： 童书业传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作者：童教英
定价： 60.0
ISBN号：9787520201995
内容提要
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的历史学家，生于1908年5月，卒于1968年1月。本书为其女童教英教授所作童书业先生传记。 童书业作为官宦世家之嫡长子，自幼备受宠爱却因体弱多病未能入新式学堂受教，其学术根柢全由延师入教筑就。他历经家庭变故，于21岁从封闭生活中被拋入社会。本书以他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析其人生中之种种遭遇，全面介绍了他在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古代经济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研究诸领域的学术成果。本书2001年曾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列入“往事与沉思丛书”出版，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好评。
顾潮：
拳拳赤子心 绵绵师生情——《童书业传》读后
童书业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也是学术界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童书业的生命历程中，我父亲顾颉刚是“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最新修订出版的《童书业传》一书，由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所著，对顾、童二人的交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感人至深。
顾颉刚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他受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以及反封建精神的感召，思想解放，1923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揭穿了以神话传说为正史的伪古史系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26年又将古史讨论文字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激励一代史学家去追寻中国历史的真相。
童书业虽然连中学也未正式上过，但旧学根底亦很深厚，又绝顶聪明，有超常的记忆力，对多部经书都能背诵如流。顾颉刚对古籍古史的考辨，与童书业所具有的传统学养一拍即合。童书业深受《古史辨》“层累观”的影响，自认为是顾的“私淑弟子”。1934年，他将所作《虞书书证》寄给顾颉刚，当年夏间去杭州奔丧，二人多次往来交谈。
当时童书业是浙江省图书馆附设的校印所校对员，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尽管身份悬殊，但顾颉刚欣赏童书业的才学，遂邀请他到北平协助自己工作。1935年夏童书业到北平，顾颉刚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安排在自己家中食宿。因为童书业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不便在燕京大学里正式安排，顾颉刚就按月从自己薪水中支付他几十元工资。当时的数十元足以养家，童书业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在此后两年中，童书业协助顾颉刚编辑《尚书通检》《春秋史讲义》《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等等，并协助撰写许多论文。往往二人在交谈中观点相投，即由童书业搜集材料写出初稿，再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当时《古史辨》第二至六册陆续编著出版，童书业承担第七册的编著。他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进行古史、古籍之考辨，并将“层累说”建立到“分化说”基础上，考据成果可谓硕果累累，成为“古史辨派”后期的中坚。
正如作者所言：“1935年夏至1937年夏，父亲在北平因生活安定、图书丰富、师友皆为专心治学之人，无任何世俗事务相扰，不谙世事、无力应对人际复杂关系的父亲得以全身心浸沉于学问中，这短短的两年真可谓他学术上的黄金时期。”
以后“七七”事变发生，二人先后被迫南下，童书业在逃难中仍携带着《古史辨》第七册稿件，不离不弃，后来逃到上海安顿下来，与吕思勉先生合作，将此册编定，1941年6月在开明书店出版。当时童书业曾将第七册目录寄给远在成都的顾颉刚，请其为该书作序，顾序虽未写毕，但手稿短短几段话充分反映他出对童书业的敬佩之情：
“我万想不到，在这空前的战事时期，这一册《古史辨》竟以童丕绳先生（书业）奋斗的力量，在上海出版。丕绳有意编这一册，是四年前的事情，当时粗拟了一个目录，曾和我商量过，无何事变突起，同人仓皇奔散。丕绳在锋镝之中挟稿而出，经过无数的困难，几以身殉，方才达到上海。像这样的兵荒马乱，人们的方寸尽乱，哪有心思做学问的工作。而丕绳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编印出八十万言的一部大书，这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守死善道’的精神！”（刊《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卷一）
顾颉刚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谈到第七册时，认为“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这样高品位的成果孕育诞生于“兵荒马乱”“在锋镝之中挟稿而出”“几以身殉”这般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童书业“守死善道”的精神难道不令人震撼吗？——这就是以治学为生命的寄托，或者说以生命坚守学术的人啊！
在这篇未完稿的序文里，顾颉刚还称童书业等“一班好学之士，这样的孳孳矻矻，表现出中国的新机，祝颂未来的中国安和康泰，使得学人都有安定的工作，日进千里，补偿这些年来的损失”。
此时他们虽不在一处共事，但彼此的交流从未中断。从顾颉刚笔记、日记以及往来书信里可以看到，童书业经常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与顾颉刚交流，并反思以往“古史辨”的得失；他极度关切顾颉刚的研究工作，还数度来信为顾颉刚多年学术成果的整理提供意见，……他们二人都是以求真求实之心，不计功利地认真严谨治学，故而“学术上不同意见能坦然摆出，心平气和地讨论，这应是治学者的最高境界了”，二人的“师生情义确实已升华到彼此不必顾忌，一切皆可坦然直言的地步”。童书业还时时关注顾颉刚的身体和生活，上世纪50年代顾颉刚两度到青岛休养，与童书业一家情同家人。正如书中所说，顾颉刚一生交游甚广，“与父亲数十年的交往仅为其中极小部分，但可断言是最不具功利的赤诚感情之交融”。
1965年11月，顾颉刚因病入院，在手术之前一日，他担心或有不测，致信童书业说，“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因于开刀前夕寄此函以当面觌”。1967年8月顾颉刚身处“文革”恶境，怕不久于人间，遂在日记中写道，“所惜者，埋头七载之《尚书》工作未作一结束，五十年之笔记未整理”“一旦奄忽，惟有寄希望于童书业”等同志“为我补苴成编耳。书此，以当遗嘱”。顾颉刚接连两次将身后事重托于童书业，却万万料不到童书业于1968年1月突然病逝，竟然走在自己前面，他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1972年童教英将其父《春秋左传考证》寄请顾颉刚审阅，顾复信道：“你父一生研究古史，以他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学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自创新格，成此伟著，超轶前人，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我与你父交往卅年，晚岁得读此稿，极愿加以整理，交与中华书局出版。”这番话是顾颉刚对童书业最好的评价，也是他们二人生死之交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