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子唱了一辈子船工的号子从赵庆福的喉咙里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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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工的号子从赵庆福的喉咙里吼出，飘飘扬扬，转眼就是大半个世纪。

他在自家漕运船队的船上唱。京杭大运河北段140多公里，年少的他立在船头，一手一个“呱唧板”，吆喝一句“起锚啦”，船工们一起应和。遇着急流就唱拉纤号，“哦呀哦”，大家一起迈步。遇着浅滩就唱抬船号，大家一起使劲儿。

他还在逃难的路上唱。抗日战争的炮火追着他向南，青年时的他把船工号子，当做乞儿的莲花落。最艰难的日子里，船工号子始终陪着他。

他在桥梁工会打桩的队伍里唱。解放后修建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打桩队伍里都有他。打桩和拉纤动作不同，却能唱着同样的调子使劲儿。他一边打着桩，一边开着嗓。曲子是船工号子的曲，词是自己新编的词。“多快好省啊”，“自力更生啊”。修水库的铁姑娘队里，有个姑娘留意了他，后来，这个姑娘成了他的媳妇。

退休了，他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唱。大秧歌扭起来，船工号子唱起来。秧歌队是他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附近十里八乡船工人家的成员。大伙儿唱着号子，号子里满是离他们越来越遥远的船工生活。

1987年的时候，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找到了他。当时还在世的老船工里，赵庆福记下来的号子最全，曲调词句最完整。他不认得字，却记得每一句唱词儿。

老赵家祖辈就在漕运上谋生，守着一条船养活全家老小。赵庆福生在通州永顺镇盐滩村里，6岁开始上船帮忙，长辈们教他起锚摇橹，教他唱船工号子。

清末漕运繁盛，两万余艘运粮船在河道上往来，首尾相衔数十里。沿途喊号声此起彼伏。赵家的船队每周都要顺着河水从北京到天津，把来自山西、陕西、内蒙古的皮草、药材等货物卸下去，用来自南方的丝绸和茶叶重新填满货仓，再逆着河流返回北京。

返程的路要多花几倍的时间，纤绳压在船工的肩膀上，勒出深深的印记。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一趟下来，脚底都能磨掉一层皮。赶路的时间拿不准是白天黑夜，全看水文情况。老赵家的号子是“闲号独一份儿”，船工唱，打杂的也唱，旁边看热闹的没准也跟着吆喝几声。唱出来的词儿天马行空，“18岁的小伙子缺一个做饭的人”，想到什么就唱什么。

这号子一直唱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唱到北运河的水断了流。船工人家没了生计，往别处去讨生活。

赵庆福人生的轨迹早已离开了大运河和漕运船，但他骨子里有一分固执，始终没有“上岸”。他吃鱼不用铁器不翻面儿，不喜欢倒着放置器皿，也不爱说那些“翻”“沉”之类的字眼儿。

10种22首运河船工号子，一词一句，一曲一调，牢牢刻在赵庆福脑子里，就像勒在纤夫肩头的绳子印。

这大半辈子，他仍旧会走上几十分钟到通惠河边上，眼里装着的是河水蜿蜒，绿树葱茏，口中唱着的，是“摇橹”“出仓”，“立桅”“跑篷”，仿佛眼前有一条看不见的船。

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了，赵庆福坐在高铁上，发现曾经拉着船要走一两天的路程，如今坐着车只需半小时。时代也像高铁一样在向前飞奔，包括他的老家盐滩村，包括大运河。赵庆福把船工号子唱了一辈子，能安放他苍劲曲调的地方越来越少，周围能听懂他在唱什么的人，也越来越少。

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拆迁了，合成了一个新建村。十里八乡的船工人家渐渐散了，赵庆福没法在秧歌队里喊号子了。

他年岁越来越大，渐渐记不清楚人和事。有一回他独自个儿上街，想去通州区文化馆再看看船工号子的资料，却迷了路。家人很费了一番功夫才寻到他，自此再不许老人家自己出门，他没法再时不时去河边喊号子了。

岁月从他记忆中抹去的事情越来越多，除了那些船工号子。家中靠墙的一把木头椅子是这位老人最爱坐着的地方，他就坐在上面，让古老的旋律在脑子里盘旋。

小区院子里喊不方便，在家里喊，又怕惊动了左邻右舍，嗓门不敢敞开了。他只好压着喉咙，低声哼哼。

他不想让这些号子消失，把它们教给了自己的儿孙，一家老小没有不会唱的。除此之外，他还在什刹海的开槽节上唱，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唱，在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录音机前唱。

有人慕名找到他们家，要学唱船工号子。大儿子赵义强算是他的传人，成了这些人的师傅。小赵说要帮着父亲，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传下去。

父子俩想让后人也知道，大运河上曾经飘扬着什么样的曲调，曾经多么繁荣，曾经生活着怎样的一群人。

“开……船喽！”曾孙女来看他，一进屋就开口唱了起来了。

这是起锚号！坐在木椅子上的赵庆福一激灵，立刻开口接着唱了下去：“嗨呀……嘿！”年迈的声音依旧苍劲，在房间的墙壁之间碰撞，仿佛穿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