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 四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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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朱剑编审

编者按

学术期刊之于学术研究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各界所关注。随着学术评价愈来愈受到重视，作为主要评价数据源的学术期刊的地位似乎比以前提高了，可学界对学术期刊的批评之声却也比以往更多地响起，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涌现则使学术传播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定位编辑在学术研究和传播中的角色、如何确定编辑与学者的关系，这个四十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如今更是让学术期刊编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本文对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变化和焦虑的由来做了深入探讨，希望引起大家进一步的讨论。

文章较长，约6万字，微信版略有删节，分四次连载。首发第四部分，以便读者整体把握，然后依次发第一二三部分。

摘要

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编辑身份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编辑身份建构历经了“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编辑主体说”“编辑学者化”等交替递进的过程，每当前一个解说在现实中碰壁后即为后一个解说所取代，编辑职业化始终是不变的前提，而变化的则是身份目标不断抬高，实现路径愈加艰难，直到“学术引领者”这一在许多人看来高不可攀的目标提出后，终于响起了“回归杂家”的呼声，身份建构又回到了起点。教育部“名刊工程”的推出，为学报编辑提供了全面反思编辑身份与学术期刊体制关系的机会，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报刊体制改革并没能带来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对学术共同体的回归，从而失去了在纸本时代解决编辑身份定位问题的最后机会。学术期刊编辑带着身份焦虑走进了数网时代，而传播技术的革新也许可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提供新的契机。

关键词

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焦虑；编辑学；编辑学者化；引领学术

第二部分

从“编辑主体意识”到“学者化”

一、“编辑主体意识”：摆脱焦虑的尝试

“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并不能完满地解决迅速扩张中的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问题，对此，最迟在1980年代后期学术期刊编辑就已有觉察。此时，加入这一问题研究的编辑开始增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编辑职业化的认同较之先前的研究者更为明确。职业化的直接好处就是使他们在事实上成为独立的群体，剩下的就是在学术体系内为自己确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与学者对等的独立地位。在这样的视角下，既有理论的缺陷就非常明显，“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离不开对作者的依附和依赖，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独立地位可言。因此，他们意识到只有确立“编辑主体意识”，才能揭示编辑的真正作用和确立编辑的独立地位。“编辑同仁精心营造编辑学，培育自己的主体意识，寻求新的社会角色定位……编辑学所张扬的是编辑的生命意识，广大编辑同仁倾其心血构建的编辑学是编辑的生命文本”。

其实，“编辑主体”的概念在19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即出现于相关讨论中，且被纳入了编辑学的框架设计之中。在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介入编辑学研究后，经历了从对“编辑主体”的重视到正式提出“编辑主体意识”的过程，并对“编辑主体意识”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的确，没有主体意识，谈何独立地位？但编辑主体意识包含哪些内容，初始时，研究者有多种说法，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渐呈现出两种均值得分析的指向。

其一，将审稿权作为确立“编辑主体意识”的基点。

在这一向度的研究中，编辑独立审稿权被视为其主体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为了证明编辑独掌审稿权之意义，编辑主体独特的知识结构成为主要论据。范军以“先结构”的概念来指称编辑独特的知识结构：“无疑，编辑也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以自己既有的思想、观念、方法、兴趣等‘先结构’为基础，来从事其工作的。编辑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自己的‘先结构’，以一片空白的头脑去评审稿件。正是‘先结构’的积极介入，才使编辑的主体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展现。”林植汉用的是“智能结构”的概念：“编辑的主体智能结构，应当是一个健全而合理的系统结构”，而“评价能力，即通常所说的审稿能力，是指学报编辑主体在审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鉴别力、判断力……审稿，就是对稿件的学术理论价值的判断。这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一个对评价对象进行‘辨彰清浊，掎遮利病’的认识过程。而且，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编辑的学术素养，最集中地体现为审稿能力。”卢华文则用了“编辑主体思维的超前性”这一概念：“学报编辑主体思维具有超前性的特性，学报编辑主体的实践活动和学报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其超前性思维产生的前提。”尽管概念不同，但要表达的意思是相近或相同的，即编辑之所以拥有审稿权，是因为其具有卓越而超前的知识结构。

范军：《试论编辑主体的“先结构”》

以审稿权作为“编辑主体意识”建构的基础之所以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同选择是有原因的，因为从编辑活动的全流程看，审稿的地位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以审稿为界，学术期刊的编辑流程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审稿及其前绪程序——策划选题、组织研究、筛选作者、组约稿件，直至审稿，都是有相当学术含量的主导性程序；审稿的后续程序——编辑、加工、校对、出版、发行、传播等，基本属于凭借“编辑技术”对作品进行加工，是从属性程序，编辑被视为“编辑匠”或“为人作嫁”，主要是这些后续程序给人留下的印象。另一方面，在审稿及其前绪程序中，审稿又是决定性的程序，其前绪程序完成情况如何，需要通过审稿来鉴定。换言之，谁掌握了审稿权，谁也就自然成了所有前绪程序的主角。于是，审稿就成为所有编辑程序的核心。在“编研一体”时代，担当审稿及其前绪程序主角的，其身份毫无疑问是学者，至少这些程序不会被视为编辑的专利，因为“编研一体”的制度设计就决定了编辑身份的从属性和次要性。可见，抓住了审稿这一核心程序或环节，似乎也就抓住了建构“编辑主体意识”的关键，唯有牢牢掌握了审稿权，编辑才能真正摆脱对作者（学者）及其作品的依附和依赖，而成为与作者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作者的独立主体。

正因为要建立编辑的独立审稿权，其设想的对手就是学者，所以，必须与“编研一体”的传统决裂，“那些在学报活动中盲目地受别人支配，丧失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人意识至上，不具备主体人格的编辑则无超前思维可言”。同时，还必须全面超越学者，这也就意味着对编辑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对此，研究者们无法回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主要以知识结构来体现的能力提出一系列设想：“学报编辑主体科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石、核心、外围、边缘四个部分，基石是指基础知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学、语言学、文章学、美学、心理学等，核心指原有的专业学科知识和从事学报工作所必需的专业学科知识，如编辑学、出版学、校对学等；外围知识是核心知识的必要延伸，如编辑心理学、编辑美学、计算机编排技术等，边缘知识是指与核心知识有关的存在某种横向联系的知识，它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审读稿件前对稿件的有关知识学习。”这已不啻对一个极为理想的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的描述了，也就难免会给这一指向抹上一缕空想的色彩。

其二，以对学术媒介和学术传播的控制为确立“编辑主体意识”的基点。

在这一向度的研究中，掌控媒介和传播本身的意义第一次进入了编辑身份建构的视阈。出于对前述著名学报主编只是在承认编辑劳动“依附性”“间接性”和“再生性”前提下试图通过“精神产品的再创造”为编辑身份定位的不认可，当时还是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生的沈志宏认为，不能将编辑劳动“停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他明确主张：“编辑和作者在文化建构的不同环节中同为创造主体，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编辑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认知活动。在编辑创造这一环节中，编辑是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的认知主体，而作者创造的精神产品原坯件则是编辑主体的一个认知对象。”他还以考古学家对文物历史价值的发现等例子来比喻编辑对文稿价值的发现。文物挖掘和发现者并没有参与文物的创造，但其发现的意义同样重大。他强调：“在人类文化建构过程的不同环节，创造的本质意义反映在作者劳动中，是作者对人类新知识领域的发现；反映在编辑劳动中，则是编辑通过鉴审对精神产品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发现……编辑的主体性创造，不仅使作者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社会文化积累，同时也是对作者创造才能的一种创造……人类杰出的思想成果，如不及时地经由编辑创造而纳入社会文化传播体系，转化为人类共有的文化积累，必将极大地延缓人类文明的进程。”沈志宏直接否定编辑的“依附性”和“再创造说”，尽管他有意忽略了不能说话的文物与在场的作者之间的区别，但他敏锐地察觉到编辑的优势在于其作为传播媒介控制者的独一无二性，从媒体对其客体传播价值的发现的角度来强化编辑作为“认知主体”的“创造性”，这是学者（作者）所无法具备和染指的，据此，可建构起编辑的独立地位。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视角。

沈志宏：《论编辑的主体性创造》

《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宗贤钧、郭少波指出：“从社会精神生产的角度看，编辑也发挥着主体作用。他是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对整个社会文化来说，精神产品的著作者只是自在的个体建设者，要建起雄伟的文化巴比伦塔，就必须动员和指挥全社会的力量，只有编辑才能成为这项工程自觉的组织者。他的主要功绩不在于那种溶化在著作物中的劳动转移价值，不是它的中介性或隐匿性，而是指对整个社会文化成果一体化生产中所作出的包括发掘、整理、积累和创造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出版文化的成就，取决编辑的规划与组织。他们既是新思想、新理论的激发者和助产士，又是社会文化需求的代表者。”在这里，他们明确否认了“劳动转移价值”以及“中介性”和“隐匿性”是编辑的“主要功绩”的观点，强调“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划者和组织者”才是编辑真正承担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并非单一作者能够承担，只有编辑才能胜任。同样是以编辑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优势为基础来确立编辑的地位，他们较沈志宏又进了一步，不仅强调编辑是媒介的控制者，更强调编辑还是传播的组织者。

在阐述“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局限性的原因时，上述两文都指向了“编研一体”的传统。沈志宏即言：“由于编辑活动在其早期阶段大多数表现为编、著集于一身且延续至今仍不乏其例的特点，由于编辑活动相对于作者的有形创造而表现为‘无形’创造的特点，编辑孕育于发现之中的主体性创造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偏见。”宗贤钧、郭少波则指出：“在早期编辑史上，编、校、教、写往往集中在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身上。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渐专和细，编辑出版才成为独立的机构，并出现了专职的编辑人员。但是，相对独立的编辑活动的功能远未充分体现出来，编辑人员也有未摆脱编著合一、著书为上的传统意识，他们往往把编辑活动当作副业，当作著书立说的场所和晋身学者的阶梯。”而该文所要确立的“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划者和组织者”的“这种主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与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观点并不能十分和谐地共存……编辑的主体意识与荣誉感不会来自这种‘陪嫁’的观念，它们只能在编辑实现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之后才能油然而生，它只能来自创造性的编辑实践”。显然，不与“编研一体”和“为人作嫁”的传统决裂，“编辑主体意识”和独立身份都无从确立。

宗贤钧等：《现代编辑主体意识的探讨》

以上两个路向虽不尽相同，但仍能说明，到1980年代末，确立“编辑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形成了共识，这与学术期刊职业化的确立为学术期刊编辑独立掌控审稿权或者独立掌控学术媒介和学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直接相关。至此，职业化不仅在学术期刊编辑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已被自觉地视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前提。如果说，此前那些半路出家的主编们还因与学者身份“藕断丝连”而摆脱不了依附性、依赖性，那么，“编辑主体意识”则彻底否定了依附性、依赖性乃至“编辑再创造说”，并构想了能与作者（学者）这一学术研究主体相对等甚至统摄前者的独立的编辑主体，确实将编辑的地位提升到了“中介说”“再创造说”所无法比拟的更高地位，编辑的独立身份似乎已呼之欲出。

但是，无论是对审稿权还是对媒介和传播的独立掌控，这样充满自信的宣示也都是预设了前提的，即编辑在摆脱了对学者的依附和依赖后，完全有能力以独立的主体身份完成这些使命。这个预设要能成立，就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如何让学者认可编辑的独立审稿？仅对媒介和传播的掌控如何让学者服膺于编辑组织的学术？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编辑本身的实际能力来回答。地位高了，权力大了，责任就大，对能力的要求就高，这是必然的，编辑的能力遂成为决定这条路径成败的关键。看来，在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把自己修炼成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之前，“编辑主体意识”的建构仍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消除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

二、“编辑学者化”：摆脱焦虑的再尝试

在“编辑主体意识”提出的同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编辑学者化”也成为编辑学建构中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讨论的热点，似乎正好回答了学术期刊编辑如何把自己修炼成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的问题。而无论从炒热“编辑学者化”命题的时机，还是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所要实现目标，或是论证逻辑和重点来看，“编辑学者化”与“编辑主体意识”都是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的。

与“编辑主体意识”的提出一样，“编辑学者化”的首倡者也不是学术期刊人。“学者化”的文本源头可以追溯到王蒙发表于1982年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王蒙指出：“为什么当代还没有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大作家？……原因之一，我们不重视作家的学问基础，我们的作家队伍明显地呈现出非学者化的趋势。”所以，他倡导中青年作家“在思想、生活、学识、技巧几个方面下功夫……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王蒙提出的“作家学者化”，其含义简单而清晰，就是让中青年作家补上因“文革”而耽误了的文化知识学习。王蒙的这一倡议不仅得到了已成名的中青年作家认可，而且很快得到了各界的呼应，戏剧界、美术界乃至中医界都提出了“学者化”的主张，其指向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与不同年龄人的知识结构相关，而与身份无涉。

刊发王蒙首倡“学者化”的《读书》1982年第11期

“学者化”的热潮也影响到了出版界，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胡光清即以《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为题予以论述，成为“编辑学者化”最早的文本源头。胡光清显然是受到了王蒙的启发，但他的“编辑学者化”与王蒙的“作家学者化”说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王蒙的“学者化”是让作家补充广博的知识，而在胡光清看来，对编辑而言，仅有广博的知识（即所谓“杂家”）是不够的，因为编辑首先应该是某一学科的专家，要“以专为主，以杂为辅”。“基点在于要求编辑本人为自我发展趋向进行自我设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编辑本人在承担某一学科编辑工作的基础上，对这门学科中某一分支，有治学成为专家的企望。有专业特长的编辑更应如此”。在胡光清看来，这似乎已“涉及到编辑学者化的问题”，但这样的“专业化”能否叫“学者化”，胡光清尚有顾虑，“编辑以编书为天职，谈论学者化问题，似乎大言不惭”。所谓“天职”，背后就是“身份”，可见他担忧的是，“学者化”若以“专业化”为特征，就有可能导致编辑与学者身份的混淆。显然，他是有着强烈的编辑与学者职业分野意识的，故从提出“编辑学者化”之始，就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只是“考虑到自身素质与书稿质量、出版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又不能不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以“专业化”为标志的“编辑学者化”早已有人在探索，《出版工作》1986年第8期报道了春风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林辰的事迹，“六年来，他查阅了二百多部书籍，书写了近百万的文字，奔波了上万里的路程，发排了六百余万字的稿件”，终于使《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丛书问世，填补了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多年间中国小说史料的空白。他正是从这段经历中悟出了编辑必须“学者化”的道理。所谓“编辑学者化”，并不是改变编辑的身份，“编辑就是编辑，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庸，也不是什么多学科的杂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指出，编辑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就是编辑家。”

胡光清先生手迹

可见，虽然“编辑学者化”提出之初即与编辑身份建构有关，但这个身份明确地指向了“编辑家”。这对于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建构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学者或编辑心目中，出版社都外在于学术体系，如其从事学术出版，就必须有与学者沟通的桥梁，而以“编辑家”为指向的“学者化”，正是通过提升编辑的学术素养来建构这样的桥梁。但是，对于原本就在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期刊，事情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1988年，《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王英志以《学报编辑学者化略论》为题，在学术期刊界也是高校学报界率先提起这一问题。王英志指出：“学报编辑应该学者化”当为“学报编辑自身的改革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学报上经常有滥竽充数的“次品”，“从编辑角度来考察，这与学术素质较低、知识结构陈旧等自身条件有直接关系”。“要改善这种现状，把学报办得更好，我们必须加强编辑自身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要走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由之路。”那么，王英志的“学者化”内涵是什么呢？他提出了五个层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四层次，即：“对自己所负责的学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具有比较专门系统的学问……在某一学科方面有发言权、有学术建树。这要求编辑学术素养具有精深的一面”；“编辑不仅要动手编稿，而且应该从事学术论著的写作实践……这也是由学报编辑部是‘学术机构’的性质决定的，著文立说本是分内之事”（其他三个层次分别是广博的知识、学科历史与趋势、编辑学知识）。他的理由是：“大凡优秀的或称职的编辑不仅可以出色地处理他人的精神产品；而且亦具备直接‘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原因就在他们对某一门科学具有颇深的造诣。”

王英志先生

可见，从王蒙开始直到王英志，“学者化”的必要性都是一样的——从业者的学术素质较低，但“学者化”的内涵却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胡光清的扩展只是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将“专业知识”纳入，而把“治学”作为一种“企望”的话，那么，王英志则明确地将“相当深入”的“研究”和“发言权”“学术建树”以及“著文立说”这些学者才具备的内涵作为“学者化”的“标准配件”一概纳入了。可见，“学者化”内涵每扩展一次，与学者的身份重合就增加一分，经过王英志的扩展后，编辑身份与学者身份不仅重合，甚至已覆盖了后者。与胡光清和林辰对混淆编辑与学者身份充满警惕不同，王英志视此为十分自然和正常的事。在他看来，“编辑与教师享有同等的权利”，教师是学者，编辑同样可以成为学者。不过，他还是意识到这样的“学者化”必然会与某些流行观念相冲突，于是对“甘当无名英雄”“为人作嫁”“老黄牛精神”和“杂家”等观念进行了解析，一一指出其负面影响。王英志指出：“学报编辑只有走学者化的道路才有可能掌握编辑的主动权, 其编辑工作才能游刃有余。” 他预期，“学报编辑学者化”能在选题、审稿、与作者合作等方面均获得效益，还“顺便提及”了有利于提高编辑的社会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王英志的文章不仅首次在学报界提起“编辑学者化”议题，而且此后近三十年里该议题讨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没有超出该文。那么，一个在三十年前已充分论说的问题，相关讨论何以持续至今？这是因为讨论的重心后来发生了明显的位移。王英志提出“学者化”的重心虽然在于提升编辑素质，但他关于编辑与学者身份同一性的论述还是为重构编辑身份提示了一条新的路径。在后续讨论中，他“顺便提及”的“学者化”可以提高学报编辑地位成了中心议题，于是，提升编辑素质的目的成了提高编辑地位，编辑与学者身份的同一性成了编辑可与学者平起平坐的独立性，编辑独立审稿权则成了编辑独立地位的保证。就这样，作为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的一个具体解决方案的“学者化”终于演变成为解决编辑身份问题的唯一路径，诚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矣！然而，这样的位移及其影响，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讨论中均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所以，要特别提出。

出现讨论重心的位移有其必然性，“‘编辑学者化’……颇有振奋人心的作用……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而有了新的身份感，于是，编辑与学者之间的无形距离仿佛开始拉近，鸿沟有了填平的可能，教授与编审之间，除去分工外，再无不同之处，能不激动人心，能不顺时而动？”只不过，期望太过迫切时就更易选择捷径，相关讨论也就直奔维护编辑审稿权和提升编辑的地位而去了。

1989年，《编辑学刊》为“编辑学者化”开辟了专栏，第1期刊发的《文科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问题》一文的论述中心就是把“学者化”视为改变轻视学报编辑那种“片面的、陈旧的观念”的举措，并由此展开全篇的论说，而“学者化”对于维护编辑审稿权的意义则得到了重点突出，重心向以审稿权为基础的编辑身份建构的位移此时就开始了。

首开“编辑学者化”专栏的《编辑学刊》1989年第1期

进入1990年代后，讨论的指向就更加明确了。都媛发表于1990年初的《学报编辑学者化之我见》开篇即言：“学报乃学术刊物，学报编辑学者化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之所以“理所当然”，就在于“学报编辑乃是科学事业神圣而至诚的法官”，“每天做着‘文以择优，人以拔萃’的工作”。在论及“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实际效益”时，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会大大地增强编辑自身实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对稿件处理自然会成竹在胸，高屋建瓴，练就一副较高的学术观察、评价、判断的慧眼。”显然，论述重心已完全移位到审稿权和编辑的地位上来了。

1992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可视为“学报编辑学者化”讨论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大会上，理事长杨焕章先生的工作报告明确地将“学者化”指为“必由之路”：“我们学报工作者都应当迅速学者化……编辑队伍学者化是一条必由之路。”此后的相关讨论基本都在这个路向上。

多家学报对“二大”的报道

“学报编辑学者化”讨论重心的位移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例证，那就是颜帅发表于1994年的《论学术期刊编辑学者化》一文。作为自然科学期刊编辑，他在谈论“学者化”对提升编辑地位、重建编辑身份时有更深的体悟，因为“（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术质量由评审人来把关的‘传统’”，使得“编辑已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完全依靠评审人造成自身地位低下，以‘杂家’身份出现又不现实，学术期刊的编辑究竟应是什么样的呢？”可见，失去了审稿权，编辑连身份也失去了。那么，如何重建身份？“答案很简单……学术编辑应是学者化的编辑”。但关于“编辑学者化”，颜帅说出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编辑不是大学一毕业就能当的，他应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后才能当的……学术编辑也不是编辑学校或大学编辑专业可以造就的。”此话虽然隐晦，但还是表露出了几分对编辑职业化的怀疑。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别样的“学者化”：“真正的编辑都应由学者来当……真正意义上的编辑恰恰应是‘半路出家’的。”这甚至已颠覆了“学者化”。这是讨论中极少见的超越了王英志文章的观点。

其实，“编辑学者化”讨论重心的位移，正是编辑学研究中关于编辑身份建构一路发展下来的逻辑结果，恰如董娟所评论的：“虽然都在倡导‘学者化’，然而仔细考索就会发现，与其他领域相比，编辑出版界对‘编辑学者化’的倡导多了几分话语权的意味和身份认同的焦虑。”笔者以为，所谓编辑的“话语权”在讨论中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审稿权，而“身份认同的焦虑”的背后恰恰是职业自信的缺乏。因此，只有确立了职业自信，身份焦虑方可望化解，而“学者化”就是建立自信的灵丹妙药。当确立“编辑主体意识”迫切需要解决编辑能力问题时，“‘编辑学者化’的口号适逢其时地为处于主体性认同危机的学报编辑界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颜帅

虽说“编辑学者化”将一条新的重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路径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但与此前每次新路径出现后得到普遍拥护不同，这回质疑的声音可谓接踵而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路径，却又几乎中止了重构编辑身份的新尝试，自“编辑学者化”提出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竟然再也没有人提出过有影响的关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新方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答案还需要从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来寻找。

回看这场争论，质疑的声音主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其一，“编辑学者化”的路径将通往何处？概而言之，“学者化”了的编辑还是编辑吗？其二，“编辑学者化”即使方向正确，但实现是否具有可能性？直白地问就是“编辑非要学者化吗？” “大多数编辑能做到吗？有这个必要吗？”

“编辑学者化”本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加之经过了演绎，遭遇质疑并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赞同者的反批评，影响最大的当数杨焕章先生。继“学报编辑学者化”写入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工作报告后，他又以多篇文章反复阐述“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并数次回应质疑。在他看来，“学者化”对学报编辑只是个“最起码的要求”：“从道理上说，审稿人的水平在稿件所涉及的问题上应当略高于撰稿人的水平，否则，从何审起……一个称职的学报编辑，应当能够独立地制定选题计划，应当能够独立地鉴别稿件，应当能够独立指出稿件的不足以帮助提高稿件的水平，应当能够跟作者就稿件进行磋商。这些都是最起码的要求，而这每一项要求都需要编辑成为相应专业的专家学者。”在这里，“独立”和“称职”关联在一起，要想既独立又称职，“学者化”不仅方向正确，舍此也无他途。数年的编辑生涯已使学者出身的杨焕章先生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杨焕章先生

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如何引起质疑？从杨焕章先生的回应中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他的论证逻辑与编辑学建构以来编辑与作者关系的论证可以说一脉相承，都建基于编辑审稿权之上，但为何此次就不灵了呢？奥秘就在于此前关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每一次新的建构，其实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将预期目标再提高一个层次；相应地，掌控审稿权的条件也必须较此前提高一个层次，这就意味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将更加遥远，通往目标的路径将更加艰难。如果说此前随目标而提高的条件对大多学报编辑来说，努力似乎尚可企及，而这一次被杨焕章先生称为“最起码的要求”的条件竟然上升到了由编辑来当专业学者、学术水平还要“略高于”专业学者的地步，这就使得这个看上去“高大上”的目标和这条看上去很美的路径很有了些镜花水月的味道，招致同行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至于自此之后长时间没有新的身份建构的目标和路径来取代“学者化”的原因也就在此，难道还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更难的路径吗？当后来更高目标果然出现时，大多学报编辑干脆置之不理了，此乃后话。

当然，“编辑学者化”长时间没有被取代，除了其本身已很是“高大上”以外，非严谨表述也是一个原因，这使它成为一个颇具开放度的概念，在遭遇质疑后可适时作出调整，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偏好作出符合自身条件的变通解释。最重要的调整就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数年后它由一个对学报编辑“起码的要求”变成了一个不懈努力的方向，或者通过不懈努力可以实现的梦想。连杨焕章先生到1995年和1998年再写文章力挺“学报编辑学者化”时也说：“‘学者化’是一个方向。我认为，每一个学报编辑都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应当成为学者。”“学报编辑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的关键是要确定这个方向，不要动摇。”

杨焕章：努力开创学报工作的新局面

但是，当“学者化”由一个“起码的要求”蜕变为一种带有强烈梦想色彩的“方向”之后，其对解决编辑身份焦虑的现实作用就被大大地弱化了。即使有朝一日梦想成真，也是未来的事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实中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依旧。当然，理想在，希望就在，故而在世纪之交，随着高校学报的空前大扩容，一大批新人走入了学报编辑队伍，“编辑学者化”的议题仍然热度不减，直到2008年后，才渐渐冷却下来。直接原因就是专家匿名审稿制度逐步刚性化，给了“学者化”路径致命的一击。其实，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条路径，自编辑学建构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路径都再难成立。因为从“中介说”开始，直到“学者化”，概以编辑审稿权为基础，对审稿权的过度依赖，使得这个基础一旦被抽离，整条道路也就崩塌了。在此之后，虽然“编辑学者化”的声音还不时响起，但与有现实意义的编辑身份建构已渐行渐远，成为那段不算遥远历史的一种回声了。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原文约6万字，分4次连载，此为连载之二）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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