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的国内根源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两个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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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中美贸易的失衡，另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国内失衡，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图/视觉中国

文︱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近期，中美贸易争端起伏不平，众多分析中缺乏从国内自身找问题的“自我批评”。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中美贸易的失衡，另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国内失衡，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换句话说，目前中美关系的现状表面上是因为中美贸易失衡所致，对此，中国方面应看到，问题的根源之一是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失衡。

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被扭曲了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扭曲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得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开出的相互制裁的产品清单上，中国看上去像个工业国，而美国却反过来像个农业国。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是鼓励生产、抑制消费与重商主义相结合的增长模式，而形成这种增长模式的背后，是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远未实现“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近十多年来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背离了经济规律。首先，中国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力的流动方向，特别是利用户籍制度干预劳动力向大城市的流动。从当前劳动力市场现状反映出，越是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越是鼓励劳动者回到户籍所在地，越是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成本的上升。第二，利用土地政策进行干预。近十多年来，在中国人口流入地(主要是东部和大城市)土地供应是相对受到限制的，结果导致人口流入地的住房供应跟不上需求，房价快速上升，然后房价作为最重要的生活成本再传导到工资上。第三，大量对农村地区的补贴，以及对人口流出地的转移支付，这种政策在短期来讲虽然缩小了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加大了劳动力流出的机会成本，推动了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第四，最低工资方案的实施和加强。如果用最低工资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之比来衡量的话，最低工资的执行其实是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更强，这实际上也加强了劳动力向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流动的机会成本，推动了整体劳动成本的上升。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起到了相对抬高中国劳动成本的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扭曲，造成劳动工资快速提高的趋势下，与此同时中国在补贴资本，使得资本长期处于相对便宜的状态。中国补贴资本有几个做法。第一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利率抑制，使得资本价格相对于资本回报率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其实是偏低的。第二是政府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资本，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出现“机器换人”的补贴。面对东部地区劳动成本上升的趋势，政策导向并没有充分地让劳动力自由的流动起来，相反，却是利用地方公共财政去补贴企业用机器替换人，并没有直接正视问题的根本。

相比于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以及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有大量农村人口的现状来说，扭曲性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被相对抬高了，而资本价格却相对被压低了。于是，中国过早地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行业削弱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强化了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行业中的比较优势。有研究表明，与经济发展阶段类似的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偏高。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主导出口的是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看，它的经济发展阶段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可能就正常了。问题恰恰在于，从全国来看，如果存在统一大市场，劳动力更为自由地流动，资本的价格不那么扭曲，那么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可能不需要那么高，创造的就业可以更多，城市化水平可以更高，人民的实际福利可以更好。

再来看农业。由于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远未消除，导致中国农场的平均面积非常小，在这样的缺乏规模经营的局面之下，农业的生产成本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低。而面对农民人均收入低的局面，中国的政策没有充分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来提高农均耕地面积，而是增加农业补贴。农民得到补贴，的确有利于增加农业产出，但因为规模经营不足，农业生产成本高，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缺乏市场价格竞争力，最后大量的农产品变成了农产品库存。由于中国缺乏农产品的成本竞争力，反而需要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所以就导致了中国出现农业的“三高”现象，即高生产、高库存和高进口并存。而在各种农产品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对规模经营要求最高的、通过大规模农场来生产最能降低成本的产品，那就是大豆，也就是中国从美国大量进口的产品。

重生产、轻消费的模式有深刻的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存在三个特点:第一是鼓励生产，第二是抑制消费，第三是重商主义，依靠国际贸易积累我们的外汇储备。鼓励生产的同时，国内消费相对受到抑制，结果就必须依赖出口来消化产能，这三者之间是环环相扣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

中国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重要的成因。第一个就是长期以来收入和财富差距所形成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而收入和财富差距均不利于消费提升。表面上看起来，从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近些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这一现象恰恰是扭曲的反应。中国长期受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影响，不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最近一些年来，国内投资不能持续提高，投资占GDP之比逐渐下降，相应地，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似乎看起来收入差距缩小了。但这样的收入差距缩小，实际上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资本的收入占比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各级政府再用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很快就会重新再转化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占比是否能够持续上升令人担忧。除非在结构上，投资能够调整到有利于国内消费增长的方面，比如潜在需求旺盛的教育、医疗等方面，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而这又需要有一系列对于相关行业的放松管制，又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另一个鼓励生产和抑制消费的因素与城市化有关。中国长期以来推动的城市化模式是服务于生产但不服务于消费的。人们把城市理解为是一个生产的地方，但忽略了城市本身是创造消费的地方。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消费将越来越重要。然而哪里更适合发展服务业?城市相对农村有更多服务业，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有更多更好更多样的服务业，但是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至少在以下两个角度跟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第一，中国城市化模式不利于刺激消费的增长，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增长。中国一直在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包括当前火热的特色小镇模式，但是却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对于推进生产本身就缺乏规模经济。更不用说消费了，能够在中小城市生产的人口，日益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又如何得到满足?在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必将提高，人们的服务消费需求又在哪里得到满足?农村的扶贫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农村和农业的补贴以及发展生产把收入水平提高，但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他们的消费需求又在哪里得到满足?收入提高之后，边际上增加更多的是消费服务，包括看电影等等，人民总是向往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消费服务的主阵地恰恰又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里。与这一发展趋势相比，目前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思路都是典型的传统模式，只看到人是生产单位，没有看到人同时更是消费单位，没有看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必然基于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

第二个方面，现有的户籍制度仍然抑制移民群体的消费。农民工是城市GDP的生产者，本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应该同步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移民群体在城市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高，他们必须为未来的医疗和养老储蓄;他们在工作地定居的期望值不高，因而不愿意消费耐用消费品;由于预期到未来可能因为离开现工作城市，收入可能大幅度下降，移民群体需要更多地为未来储蓄。综合来看，我们已有的研究显示，相对一个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口来说，外来移民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条件下，人均消费低17-21%。这意味着，我们的城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生产，但是又不鼓励农民工在城市里消费。换句话说，现有的制度扭曲抑制了消费，同时也意味着，存在着巨大的释放中国消费的空间，但这还是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需要纠正城市化模式中存在的误区。

结语

中美贸易摩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除了短期之内积极应对之外，需要冷静客观地看到，中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失衡，只能通过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严重扭曲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抑制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中美贸易的失衡反映出的既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的未来，应该一方面强调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逐步消除扭曲性的因素对国内、国际经济双重失衡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应该在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方面走向现代化，真正地“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起共同的市场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