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新发地：工人少了，菜难卖了 "

11月29日，一辆厢式货车从北京大型农贸批发市场新发地惠农门驶入，停在一名批发商车前。货厢门缝里流出的水此刻在后保险杠上结成一排或长或短的冰锥子。车门打开，一把瓜子皮先下了车，落在一片冰面上。司机一脚踩在瓜子皮上，捂着厚厚的棉衣，咧嘴一笑冒出一片白气。

这是新发地零下4度的一个下午。

戴着翻毛棉帽的保安吴大叔抄着手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最近几天来市场做散工的人明显少了。

工钱上涨

郑老板也有这种感觉，但他还是有工人可用的，他的一车菜薹此刻就停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只是郑老板对工人的工资有点意见：“之前（雇一个装卸工）一天一百五十块钱，最近几天涨到两百块了。”

他的两个装卸工，张大叔和赵阿姨，此刻就站在堆放着一箱箱菜薹的车厢里。只不过他们对工资上涨更加的轻描淡写，按张大叔的说法：“没怎么涨，之前也有二百一天的。”

新发地市场更像一个宽敞的大院，没有摊位、门面的概念，也是不允许卸货的。所有的批发商都把货车的车厢门打开，正对着道路。车厢门前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有的还有台秤。进货商来拿货，就由装卸工——一个在车上，一个在地上——把一箱箱的蔬菜搬下来。

张大叔是装卸散工中的“佼佼者”，一个月最起码有25天能找到活儿干，这是个让他颇为骄傲的数字。有活儿的每一天，不仅意味着有工钱，当天的饭辙也解决了——新发地的批发商一天管两顿饭。没活儿的一天就是“赔钱”的一天。

代价也是有的，张大叔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要和其他几十个散工聚集在惠农门口，等着批发商来挑选当天需要的工人。而最近的竞争者们似乎在一个个减少，张大叔说，最近他也搬到了南六环外的天宫院，每天三点多起床，骑20多里的电动车到新发地找活儿。他给记者看24岁的儿子照片，儿子在天津，“他可吃不了（装卸工）这种苦。”

张大叔非常慷慨地分享成功经验，诀窍就在于干活麻利，积累好口碑。只不过当天他并没什么机会展示，记者在那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和赵阿姨聊天。

郑老板的菜薹样品已经在白色泡沫箱上皱缩了。他穿着米黄色的长棉衣，在桌子前来回踱步，目光搜寻着每一个可能是客户的路人。这车菜薹他已经卖了三四天，目前还剩半车。之前生意好的时候，几个小时就能卖完一车。

“外地菜贩很多都不干了，没人进货。”郑老板叹一口气，白雾向上方散去。

工人撤离

赵大哥身上两层外套的右边口袋，各放着一副手套，一副白的厚一点，一副蓝的薄一点，干活的时候却从来不戴，他嫌戴手套不方便，影响干活速度。来新发地做装卸工不过几个月，他已经懂得了这里的规矩。

赵大哥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最近几个月工地不允许施工，他只能来新发地谋出路。而这也是他流离失所的第二天。头天晚上，雇他干活的批发商曹老板收留了他。曹老板的儿子对赵大哥的突然入住感到很不高兴。

此刻曹老板不在，赵大哥和小李守在车厢前。他俩此前同租西红门的一套公寓，如今小李已经在远离新发地的某地租到了新住处，独自一人承受着两千块的房租。“一个月干20多天，挣四五千块钱，啥都没干呢，房租就花了一半。”小李瘫坐在单薄的扶手椅上，裹在新发地市场最流行的迷彩棉服里，跟记者抱怨着。

他已经萌生退意，“再干两天可能就回家了，成本太高了”。攒不下钱的打工生活是没有意义的，邯郸老家的老人、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每月寄钱。

赵大哥还准备再干一阵看看，因为回家也没什么工作可做，挣得还没有在北京多。对比小李，他的衣服略显单薄。记者询问小李，为什么新发地市场的人都穿这种迷彩棉服。他说太冷，不穿这个根本顶不住。而赵大哥显然舍不得买，这件棉服的价格是80块。

工资上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感觉，新发地工人们的撤离却是实实在在的。赵大哥很理解他们。他把双手伸出来，大拇指下方的手掌部位，都有一道道的裂痕。“装蔬菜的货车厢里为了保鲜装了冰，手沾上冰，天气又冷，手就裂了。”赵大哥说。

曹老板的这车蔬菜一共有一千多箱，5万多斤。生意好的时候几个小时就卖完，意味着小李和赵大哥要在短时间内合力卸下25吨的货物。

此时曹老板回来了，她离开的这20分钟里，没有卖出一箱菜。她的蔬菜是云南保山的，由两名司机倒班开车几个昼夜运来，一趟的运费是一万多块。此时两名司机在驾驶室里睡觉。

这车菜已经卖了两天，当天下午还剩下最后的一百多箱。最近一段时间来进货的菜贩明显减少，拉长了她的出货周期。“原来市场里面进货的卡车走都走不动的，你看现在才几辆车。”说到这里，曹老板坐在椅子上，把红色的头巾裹得更严实一些。远处一辆大卡车正在掉头。

卖菜的每一天都是睡眠不足的。最近销路不好，曹老板只能拉长在市场的蹲守时间，早上四点钟起床，十点钟收摊。她让记者看她左眼皮下的一块红肿，作为缺少睡眠的证据。这时来了一位顾客，拿走了两箱菜，批发价一共130块，这是40分钟里曹老板的所有进账。

上涨的房租

刘大哥卖的金乡大蒜没有装在厢式货车里，而是在有仓栏的半挂车里，上面盖着塑料层和帆布。司机老孙裹着过于肥大的军大衣。他们没有雇装卸工，有人来提货，俩人就亲力亲为。

对于装卸工的遭遇，他们也很是同情。现在的房租，按老孙的话来讲，“干一天活挣的钱，回去睡一觉就没了。”

老孙不在北京租房，他把一车车的大蒜从山东运来新发地，卖货的几天里就睡在卡车驾驶室。因为安全问题，最近他只能住新发地市场里的小旅馆。小旅馆的房间有一百块的也有两百块的，大多数人都住一百块的，和三四个人合住。

这时刘大哥接话说，他曾和8个人住过一间单人间：4个女的睡床上，4个男的坐着轮班打牌。而事实上，新发地是不许打牌的。

（文中人物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