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辜鸿铭，艰难时局输出中华文化，被误会百年的愚忠（上）( 三 ) 辜鸿明说过：“中国只有两个

辜鸿铭并不知道这次探险计划的实际情况，于他而言只不过是一次应好友之邀的一次刺激的户外活动。不过科鲁洪并没有把辜鸿铭当外人，在他的认知中辜鸿铭是一个中欧混血的英国人，地位低于正统英国人但是高于中国人。聊天的过程中也毫不隐讳他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当辜鸿铭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成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帮凶后，一股抗拒和不安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当年马嘉理的历史即将在他身上重演，不同的是马嘉理是纯粹的英国人，辜鸿铭的民族基因已经觉醒。因此脱离探险队就成了辜鸿铭当务之急必须要做的事。
【文学大师辜鸿铭，艰难时局输出中华文化，被误会百年的愚忠（上）】1882年2月初，一支由两个英国人（科鲁洪以及制图师瓦哈布），两个华人翻译（辜鸿铭和他的助手）以及一群由华人组成的后勤保障人员组成的探险队从广州西江登船出发，船行至广西桂平时，专门负责伺候辜鸿铭的仆人就在辜鸿铭的暗中授意下执意离队。走了一个仆人，对科鲁洪的计划无伤大雅。不过辜鸿铭本人也开始消极怠工。在探险队抵达百色后，拜访了百色的地方官和协台，巧的是百色的协台李国珍就是7年前截杀柏朗探险队的指挥官。

文章图片
辜鸿铭自然知道李国珍的大名，不过在翻译过程中故意将名字译错，使科鲁洪并没有意识到同他对坐的就是他一直恨之入骨的大敌。同时，辜鸿铭也多次背着科鲁洪同百色官员长谈，具体谈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李国珍立刻向探险路线沿线的官府通知好好“接待”这支队伍的举动看，探险队的目的李国珍已经基本掌握。不过上次“马嘉理事件”影响着实太大，甚至使清朝外交官亲赴伦敦道歉。国家的弱势导致李国珍无法放开手脚，只能暗中通知沿途官员监视这支队伍。辜鸿铭虽然有心离队，但也苦于没有合理的借口。
好在科鲁洪的一个举动给了辜鸿铭一个机会：在一次会谈中因为辜鸿铭消极怠工没有及时进行翻译，科鲁洪怒火中烧，随手抄起身边的书籍扔在了辜鸿铭身上。
想睡枕头来了，辜鸿铭立刻以此为由宣布离开探险队，但是辜鸿铭的助理翻译却因为害怕回去之后主人找麻烦临时改了主意，决定继续跟随科鲁洪探险队。
此次事件无疑是辜鸿铭又一次发自内心的爱国之举，但是这次事件带给他的恶劣影响却远超辜鸿铭的想象，同时也是导致辜鸿铭回归中华文化的直接推手。
探险结束后，科鲁鸿返回英国，随后向皇家地理学会成员提交了此次的探险报告，在报告中科鲁洪谈到了辜鸿铭：“但探险队到达百色后， “我们遭遇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困难，以致差一点使我们无法再继续后面的探险了，那就是我们的那位首席翻译——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绅士，英语和德语说得极为流利，一张口就能引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显然完全不适于探险工作。他抱怨我对他不够谦恭有礼，然而事实却是，越是接近旅程的困难阶段，他对探险就变得越发厌倦。我们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他的勇气和忠诚，不过但愿他在弃我们而去之后还能有羞愧之心。 ”
在这篇报告中，科鲁洪将辜鸿铭描述成一个惧怕困难、贪婪、不忠的小人。随后在他出版的《中国西南探险记》中更是大肆贬低辜鸿铭，且自以为是的将辜鸿铭的行为归咎于“中国人天生就有的胆小、贪婪、懦弱的劣根性” 。
一个侵略者，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拉人入局，那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最起码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选择退出。却反过来被施暴者用堂而皇之的理由和匪夷所思姿态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这就是西方人所谓的道德文明。
科鲁洪的《中国西南探险记》在英国殖民圈非常受欢迎，辜鸿铭也因为这本书名声扫地，在香港以及东南亚再无法立足，只能迁居上海。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辜鸿铭不明白，他接受的14年西式教育告诉他要讲道理，要公平，要正义。但是在社会上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欧洲时的种族歧视，回国后又受到了肉体和人格上的侮辱，辜鸿铭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没有为自己辩驳，因为他知道在英国殖民圈没有人会相信自己说的每句话，他同西方世界最后一丝的羁绊也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