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 二 ) _知识分享

上述规定的第二款则采取“否定性列举”的方式，列明了不能构成充分免责事由的几种情形，这与证监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下称《信披违法认定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也非常契合。[2]从董监高等内部人的勤勉义务角度出发，上述规定确实具有其合理性。对上市公司大部分董监高人员而言，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拥有匹配其职位的职业背景和专业能力，系其任职的一般性要求。对于独立董事、职工监事等部分董监高人员受职责定位所限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但在法律已明确要求其通过核查书面材料、质询上市公司、聘请外部专业人士等方式监督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如果仅以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等理由提出抗辩，确实也难以构成充分的免责事由。
2. 董监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免责抗辩事由
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发表附具体理由的意见并依法披露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在审议、审核信息披露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
该条规定在明确了相关人员免责抗辩事由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对《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董监高异议权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在新《证券法》实施不久后，即发生过上市公司董监高既对年度报告投赞成票，但又同时声明“无法保证公司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事件；相关事件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探讨。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上述条文说明，董监高对信息披露文件的保证、异议需要与其投票结果“言行一致” 。否则，如果允许董监高既投赞成票、又不对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实性作出保证，相当于架空了董监高的信息披露保证义务，这也不符合《证券法》设置董监高异议权的制度初衷。
3.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及职工监事的特定免责事由
聚焦于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的责任认定，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单列第十六条予以特别规定：
“独立董事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一）在签署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之前，对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相关具体问题，借助会计、法律等专门职业的帮助仍然未能发现问题的；（二）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向发行人提出异议并监督整改或者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三）在独立意见中对虚假陈述事项发表保留意见、反对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并说明具体理由的，但在审议、审核相关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四）因发行人拒绝、阻碍其履行职责，导致无法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证券交易场所、监管部门书面报告的；（五）能够证明勤勉尽责的其他情形。独立董事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履职期间能够按照法律、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职责的，或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后及时督促发行人整改且效果较为明显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其过错情况。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根据该规定，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三类人员具有特殊免责事由，但部分免责事由与其他董监高的免责事由具备共通之处。其中，上述第（三）项免责事由系行使异议权，这与其他董监高的免责事由差异不大。第（二）项免责事由系要求前述董监事在发现虚假陈述行为后及时制止、揭露违法行为、消除违法后果，且其中的“向监管机构及时报告”这一免责事由在证监会《信披违法认定规则》中也有同等规定。
与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的职权范围及履职特点更加相关的是第（一）（四）项免责事由。以独立董事为例，其与上市公司其他董监高相比具有特殊性——现有制度设计要求独立董事具有独立性、外部性。由此，独立董事原则上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不在公司长期工作，相对欠缺发现虚假陈述的能力。相应地，为增强独立董事的履职能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明确赋予了独立董事自行聘请外部专业人士协助调查的职权，相关费用应由公司承担。[3]由此，第（一）项免责事由实质系督促独立董事充分利用既有法定职权以发现虚假陈述行为。
但进一步地，上述免责事由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适用疑难，即独立董事有可能很难获得发行人的配合与支持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即使独立董事“自掏腰包”聘请外部专业人士，也有可能受到相关主体阻挠而难以获得基础材料。实践中，曾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质疑公司财务数据真实性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该等履职行为一度受到干扰，后来在舆论及监管压力之下才得以成行。在此情况下，上述第（四）项免责事由为解决该等难题提供了答案。也即，如独立董事因受到阻挠而确实无法有效履职，其可以通过“向监管机构书面报告”的履职方式予以免责。由此，上述第（一）（四）项免责事由均充分考虑了独立董事的职责范围与履职特点，具备合理性与妥当性。

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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